编辑按语：

近日，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梅永红名誉会长

呼唤大科学范式

梅永红

（2022年10月16日）

 

最近，许多人都在关注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加码限制的问题。对于一个每年进口量达数千亿美元，信息产业规模早已跃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来说，这种限制无异于在一个疾行者的前路挖了条大坑。其实何止芯片，中国高校、科研单位、医院和企业里，但凡高端仪器设备和核心软件，至少90%都是进口的。多年前有人曾发出“谁来装备中国”的诘问，庞大制造业大厦的底座掌握在他人手里，这个问题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未解。

应当承认，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本地化、商业化开发，是后发国家绕不开的发展路径，今天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现实中的“卡脖子”问题，我主要有两点思虑：第一，这些年来，类似的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信息产业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可能面临的风险常常令人揪心。某种程度上说，产业规模越大，被“卡脖子”的可能性也越大。但产业圈中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不会放着到手的钱不赚，所谓“毁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不可能出现。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形便是“以市场换技术”，是从技工贸到贸工技的转轨，是把中国产业大厦牢牢建构在他人底层技术基础之上。今天，当美国决意以国家安全名义开展“在岸生产”，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友岸外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过去的路径选择究竟是能力不足，还是战略短视？

第二，芯片技术理论早已定型，甚至看起来并不深奥，我们又有那么多的专家，为什么死活做不出来？荷兰ASML的专家说，即使把光刻机的图纸交给中国，中国也造不出来。中国台湾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说，中国大陆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同样被别人“卡脖子”的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高端医疗仪器，甚至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乘用汽车、农用拖拉机等，中国许多专家早就对其理论烂熟于胸，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造不出稳定可靠的高质量产品，原因究竟在哪里？

更多的人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科技人才匮乏，科研能力和水平不行。于是，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科技教育经费预算，一个个围绕教育、人才和科技的国家级行动和计划不断推出，985、211、院士、杰青计划、千人计划、知识创新工程、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专项、大科学工程，可谓层出不穷。若论经费，中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早已位居世界前列。在高端人才方面，中国比不了美国，但绝对在世界第二方阵中。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穷其财力引人才、建平台、搞园区，试图一举突破产业瓶颈约束。据说仅高端芯片产业就已投入上万亿了，投资百亿级的芯片项目接连冒出。结果究竟如何，见仁见智，但真正令人满意的似乎不多。

我无法苟同将产业问题简单归咎于科技问题，因为理论是一码事，工程实践是另一码事，两者虽然密切关联，但形成规律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理论也许可以共享，技术也许可以引进，物化的技术产品也许可以用钱买到，但技术能力必须是内生的，是十年磨一剑和久久为功的结果，从来没有速成之说。还是以芯片为例，台湾总共只有2000多万人口，无论是人才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能比大陆强到哪里。资金方面更是没有可比性，广东、江苏一个省的实力都能超过台湾。市场应用方面，别说一个小小的台湾，整个欧洲国家加起来也不如中国的大。有人有钱又有市场，却无法在芯片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上挺直腰杆，赢得尊重，看来不是板子打的不够重，下力不够猛，而是可能打错了地方——方向和路径错了。

最近有两份材料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个是我在上篇文章已经提起的MIT前校长苏珊.霍利菲尔德新书《生命科学——无尽的前沿》，从科学的视野出发，阐释了生物技术和工程学的结合，将在不久的将来如何为改善我们的世界提供非凡的手段（哈佛前校长福斯特荐语）；另一个是重温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2015年发表在《前沿科学》上的一篇文章《还原论和系统论》，在充分肯定还原论对于近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奠基性作用外，特别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包括对信息的忽视，而信息恰恰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宇宙“三基元”；对系统层级结构的忽视，难以回答“总体大于子和”；还原论描述的自然过程都是可逆的，但生物进化不可逆，时光不会倒流。

这两位东西方学术大师的中心思想，都是指向基于系统和工程化的技术科学。我们知道，科学是发现，完成从0到1的过程，具有唯一性；而创新是对理论的产品化、工程化和系统化，完成的是从1到100乃至无穷的过程。实践证明，这个工程化过程决不只是线性的理论成果转化，而是学科交叉融合、系统整合配套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大量缄默知识，具有对特定情景的高度关联性，并且具有典型的“非公共性”。哈耶克也认为，在人类的知识中，除了有Know that外，还有Know how，显性知识只是人类知识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说一切知识总体是一座冰山，那么显性知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缄默知识则是隐藏于水下的绝大部分。

这种缄默知识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工程化实践。由此我结合中国目前的学术生态、科技体制以及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大致上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卡脖子”问题，关键不在于还原论基础上的经典科学差距，而是科学范式出了问题，技术科学、系统科学成为最大的短板；第二，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更多地突出市场和需求的引领，突出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功能，用解决学术问题的思路无法解决复杂应用场景下的系统组合问题；第三，政府的作用需要重新定位，应当着力解决创新生态，特别是政策碎片化、资源配置低效化以及对颠覆性创新的体制性扼制。

一、对科研范式的再认识

最近几年，学术界许多人都在热议70多年前美国总统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提交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认为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其核心观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科学的价值无可替代，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无法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健康、繁荣和安全；第二，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

毫无疑问，这篇报告深刻影响了美国战后的科技政策。但是，当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好奇心驱动”的时候，还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背景和信息。一是范内瓦·布什本人是位工程师，而且一生引以为荣。就在呈送这份报告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对一种实用设备进行了详尽预测，这就是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个人计算机。二是当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大批欧洲科学家汇聚北美。此前美国的基础理论主要依赖于欧洲，诺贝尔奖的80%是欧洲人贡献的，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几乎为零，范内瓦·布什认为这个短板应当借人才之机尽快补上。三是这篇报告还有一个目标指向，就是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的过度实用化倾向，布什希望为科学家争取更大的权力，放权科学家自我管理。

总之，这个报告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政策背景下的产物，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鼓励好奇心驱动，但并非否定基础研究的目标导向，更不是否定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价值，而是期望达到某种“平衡”。实际上，布什的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变成美国的现实。特别是在科研范式上，美国科技政策尊重传统的“小科学”范式，即由科学家个人或小组提出假设，独立执行，探索式解决，但基于大工具、大数据和大合作的“大科学”范式不但没有因此退出舞台，反而越来越成为主导性方向。比较典型的有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可以认为，战后近80年来，美国科学体系既尊重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又通过大科学的组织与交叉融合，不断开辟新的“科学边疆”。

作为对这一结论的支持，我们有必要了解另一位与范内瓦·布什同时代和齐名的伟大科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他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并因此获得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主导分离出原子弹最为关键的原料——铀-235和钚，从而挽救了“曼哈顿计划”。美国有两座顶级国家实验室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另一个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跨学科的“大科学”时代，重塑了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且帮助美国一举实现了基础科学的“弯道超车”。仅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就已培养出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回旋加速器的发明充分体现了大科学的特征。一是学科交叉渗透，物理学家、化学家、材料学家、光学家、生物学家等汇聚起来，形成了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时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就是其中一员；二是基础理论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相互促进，彼此求证，点线面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三是目标导向，有助于产业界广泛参与，同位素技术、原子核技术等都展现了令人激动的开发前景。为了解开核结构的神秘性，劳伦斯与其他科学家、工程师们合作，发明了由多个小脉冲对质子逐步加速到1百万伏的加速器，其中从直线到圆形轨道，从常态到真空室，从10厘米验证到69厘米回旋加速器，每一步都是技术集成与工程实验的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项技术，以及由此发现并提纯的放射性元素——94号元素“钚”，就不可能有曼哈顿计划，就没有原子弹和今天的核能工业。

在当今尖端科学领域，古典传统“小科学”的局限性早已显而易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缺乏大工具、大数据和跨学科融合的“小科学”很难有所作为。那种局限于书斋斗室里的个人智识，已经无法进入到微观和宇观的极限世界；基于还原论的原理性突破，也无法回答整体与系统结构的功能问题。“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不但突破了“小科学”的各种局限，而且使得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科学共同体的合作性超越了个人贡献，科学英雄时代让位于科学家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二是科学成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既为社会做出贡献，又依赖于社会支持；三是科学的技术化趋势日益突出，现代科学不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国在基因组学领域2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也大致上反映出“小科学”与“大科学”的本质差异。当年学术界对研究路径存在明显分歧，一条是功能基因组方向，另一条是全基因组方向。最终功能基因组方向占了绝对上风，中科院、清华、北大等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声名显赫的PI，顶级的新型研究机构，大把的研究经费，都砸向了功能基因组研究。而以华大基因前身——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力推的全基因组方向（大科学范式）几乎被完全否定，也导致多名核心成员离开体制南下深圳，独自扛起中国基因组学的另类之局。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没有大工具和大平台，没有学科交叉融合，没有海量的基因组大数据，基因组学研究基本上就是一条歧路。结构决定功能是世界观的基础，期望通过“抄近路”而捷足先登，这是反逻辑、反规律的。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的，“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迷”。

到去年底，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已达到2.8万亿元，接近美国，是第三名日本的三倍，研发人员数量全球第一。但是，如此巨量投入的效果究竟如何？单从科研模式来看，目前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范式仍然还是“小科学”主导，明显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度分散，在宏观大目标下派生出大量的子课题和PI，彼此之间少有关联与协作互动，被学界称之为“切豆腐”，大豆腐切成小豆腐，小豆腐切成豆腐块、豆腐丁、豆腐泥；二是多为跟踪模仿，少有新的突破和发现，90%以上高端科研仪器设备来自于国外就能说明中国科研的大致定位；三是主要产出是SCI论文，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奖励及职称等关联利益，科研的目的既不是科学本身，也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形成价值闭环，而是科技人员个人名利的驱动。

可以断言，这种科研小分队、“个体户”的小科学范式，大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无科学价值，更谈不上满足国家目标的需求。最近一些学者再提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这是一个长达几十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认为本质上也是因为科研路径和范式的误区。第一，什么是成果？恐怕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许多文章和专利只是为了满足结题和职称评定，并不具备转化可能。第二，从成果到产品和商业模式，是一个基于特定应用与需求场景的工程化、系统化和再定义过程，是要素组合的结果，而不是就科技论科技。第三，强调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是从科技到产品再到商品的线型思维，与实践相去甚远。

多年前，中国科学院老院长周光召先生就曾说过：“希望对创新有一个了解，并不是发表一两篇文章，包括SCI收录的文章，或者是申请一个专利就算是完成了创新。如果发表的文章根本没有人看，专利没有人买，没有产生任何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不能叫做创新的。很多评价标准应该重新研究，仅用SCI排名或者是专利数多少来评判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学校，甚至一个企业对社会贡献大小是不够的，它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绝对不是充足的条件”。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小科学的价值。即使在大科学体系中，自由探索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我不赞成将这两条路径对立起来，而是要强调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有整体没有局部，不是科学；同样的，只有局部没有整体，也是教条的。最近国家正在一些“卡脖子”领域组建新型国家实验室，这可能是打破小科学与大科学“两分法”的有益探索。无论如何，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点：一是能不能凝炼出明确的大目标；二是能不能打破学科壁垒；三是能不能形成稳定支持。

二、对技术科学的再认识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引用两位杰出华裔科学家的论断。一位是杨振宁先生，早在1981就曾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 “倾向于走两个极端”，即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正相反，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我理解的发展性研究，就是指的工程科学、技术科学。

另一位是李政道先生，他在1999年也说过：“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基因组织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不光物理学如此，这也许还会影响到生物学和其它科技的发展。”显然，经典意义上的还原论无法回答大多数系统问题、宏观问题。

引用以上思想，主要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知识冰山究竟有多大，形状如何，运行轨迹，才是决定露出水面部分之功能关键所在。如果只有还原论基础上的理论研究，而没有基于完整、持续发展研究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但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诸多“卡脖子”问题，而且也失去通过工程化手段探索和认知极限状态、系统状态下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可能。在我国目前的科技结构中，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布局明显缺失。一方面，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的，我们历来关注两端的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各种资源配置及政策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能工巧匠的层面，登不上“大雅之堂”，以至于工程科学和技术成了教育、科研和就业的偏门冷门，真是谬之千里！

以荷兰ASML为例，他们是1984年开始启步的，至今已近40年了。加上对菲力浦之前20年技术开发基础的承接，可以说是集60年之力而成就的。为了保证全球工厂每秒以比头发丝千分之一还细的精度准确刻出上千亿个晶体管，他们不但开创性地利用全球“智识”为我所用，进行全球性的产业链布局，而且在时间、精度、速度、成本、强度、稳定性、成品率等多维度下求得最优，是数学、材料学、光学、化学、力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为一个数据往往需要经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试错与否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是系统性思考、互动性分析、创新性思维的成果，是对各子系统互动规律的全新发现和认知。

在今天的世界上，这样的企业还有不少，美国的特斯拉、韩国的三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都属于此类。他们能够走到世界领先乃至一骑绝尘的位置，成为国家高度倚重的战略力量和国际政治角力的关键筹码，其成长过程和规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在我看来，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赢在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上，赢在通过不断实践和迭代所积累的丰厚缄默知识上，赢在与市场应用场景及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互动与协同上。

目前，我国由于受限于小科学范式的主导，无论是在科技结构布局上，还是资源配置上，都没有对工程科学、技术科学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排斥。久居经院的许多科学家对工程科学和技术充满不屑，认为只是工匠和苦力，不是原创，不具有前沿性。我不知道这种思维在学术界是否主流，但以在CNS等顶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为大确属事实。最近几年医学界不断曝出学术不端行为，一个成功做了上千例手术的临床医生，也必须以发表学术文章获得职称晋升，这不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吗？申请课题，发表文章，获得奖励，这种“三点一线”的学术路径，让不少学者陷入无奈的内卷游戏，做着似是而非，更谈不上有什么创新性的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是成功孵化出全球无人机领导者大疆创新、“水上特斯拉”逸动科技等一系列明星科技创业公司的知名科学家。他曾分享创业成功的核心思维模型——工程意识：“以前招学生，都是找最好的学校、成绩最好的，最后发现错了，工程意识比成绩更重要。未来的工程师要学会跟跨学科的团队合作，学会从设计到制造的快速迭代，学会把艺术、工程跟设计融合，去面对全球的市场”；“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知道如何动手，如何学习，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迭代。我们所熟知的创业者，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皆是如此”。脚踏实地才能解决问题，这是经验之谈，更是规律使然。

不少学者认为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不是原创，那么什么才是原创？我认为原创不只是经院中的奇思妙想，也不只是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灵光，更多的是在长期和大量工程实践中打磨而成的经验性知识、平台型模式、开拓式思维。ASML有什么原创？台积电、三星有什么原创？他们都是在几十年工程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厚重，令后来者望尘莫及，望而生畏。马斯科的电动汽车、火箭回收、星链计划、真空管道交通和脑机链接，其实都不能算是原理创新，甚至是大拼盘，但人们都认同其原创性、颠覆性。集成，并由此积累起缄默知识和产品门槛，这就是技术和产品层面上的原创，其复杂性、探索性绝不在原理发现之下。

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科学立国”，并且取得了骄人成就，其发展路径同样发人深思。陕西科技厅原厅长孙海鹰教授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进步不是玩什么“遴选拔尖人才”、“苗子经费资助”、“面向国际前沿”、“基础科学计划”、“帽子、票子”等，也不盲目追随西方，而是在产业应用中深入科学研究，敢于进入“无人区”。在日本已经获得的23项获诺贝尔奖中，有6项属于基础科学（基本粒子等），有17项属于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是日本科学研究的重点。

事实上，当代最热门的新兴学科，几乎都是科学、技术和工程一体化的产物，也就是典型的大科学范式。比如计算科学，当人们认识到计算机本质上是对符号的操控，更高级的编程语言、更能控制程序运行的操作系统以及基于软硬件结合的算法不断开发出来，并且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再比如材料科学，过去更多的是基于大自然已有材料的功能发现与利用，而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等的出现表明设计特定功能的材料成为可能。技术乎？科学乎？

三、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再认识。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美国国家实验室。美国科研体系由国家实验室、高校和工业界共同构成，而国家实验室则是当仁不让的核心支柱和“定海神针”。美国国家实验室是二战后开始启动的，目前共有100多家，分别隶属联邦各部门，包括能源部、国防部和航空航天局等，但大多委托大学、非盈利机构和私人企业运营。美国政府每年为此投入千亿美元，对实验室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概括而言，美国国家实验室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家目标导向，服务于国家使命，美国的武器研制、原子能利用、太空竞赛等都是其标志性成就；二是规模宏大，包括人员、大型仪器设备、经费，都体现了国家实验室的集中性和战略重要性；三是大科学范式，以大型仪器为依托，坚持多学科大团队协作。在我看来，这就是美国的举国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催生了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成果，一大批世界顶级的科技人才，一大批引领世界的前沿科技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的尤为突出。比较典型的有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以及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大飞机、载人空间站等，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关键就在于发挥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也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其中不少被高度细分和切割。

所谓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我国至今未能围绕具体国家目标，形成类似美国国家实验室那样的研发组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更多的是围绕课题而非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内耗，重复立项、相互封闭，许多项目的管理过程往往成了各单位的利益平衡。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是什么?

所谓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即使基础研究也不例外。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这对于那些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几乎是致命的。同时，由于这些年来的项目管理体制比较强调所谓领军人物的身份和背景，这也使得许多单位将工作重心放在引进或“造就”学术大咖，而不是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用短期化思维处理长期性问题，结果导致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

可以断言，如果不进行体制和结构的变革，没有包含科学、技术和工程在内，学科间相互交叉融合的大科学组织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成了一句空话。最近中央反复强调新型举国体制，我的理解不应当是再多搞几个专项，再增加多少经费，而是要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

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向中央政府负责；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那就是市场的参与度。科学研究活动不应当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大都信奉科学无国界，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彻底打破了这一春秋大梦。市场也是如此，贸易政策可以迅速转化为地缘政治工具。多年前我曾提出要把市场作为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战略资源，强调研发政策与市场政策的协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市场大量排斥中国制造、中国创新。当下的竞争态势再次警示我们，把市场理解为简单的供求交易关系多么短视无知。我们迫切需要形成产学研用一盘棋的格局，除了强化科学研究本身之外，还要对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统筹规划，形成目标明确、协同一致的政策体系。中国研发+中国制造+中国市场，这才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要义。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政府近日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再次施以重拳，不但禁止全部芯片输入、停止相关设备出口和服务支持，而且禁止美国人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工作，“要把中国半导体产业打回石器时代”。许多美籍华人高管不得不面对去留的艰难抉择，有人据此列出了长长的名单，几乎占据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大半江山。由此我联想到60年前中苏交恶，大批援华专家不得不从中国正在实施的156个重大项目中退出。60年一甲子，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我相信“卡死”中国终将成为历史笑话。但是，我们确实尚未完全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期待上下同心，把未来的创新之路走对走好，让后人不再蒙羞受辱。

本文中所涉及内容均为梅永红名誉会长回忆所写，无偿奉献给广大读者参阅，如有不当之处，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