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近日，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新自由主义之辩

梅永红

（2021年11月5日）

2003年，国务院决定正式启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研究制定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1956年“十二年”规划之后又一个国家级中长期科技规划，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面向新世纪的一次重大战略抉择。

 许多人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十二年规划”没有印象，但如果提起“两弹一星”，相信多数人都非常清楚。可以说，“两弹一星”就是“十二年规划”的成果。不仅如此，我国在原子能、无线电、喷气、自动化、地质、大型机械等领域的科技与产业基础，也都是在“十二年规划”下建立起来的。此外，中国完整配套的科技体系、科技体制，也都是“十二年规划”的成果。

如果说“十二年规划”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几乎空白的严峻形势提出来的，那么2003年启动的中长期规划背景，则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从低端到高端、从数量到质量、从规模到结构根本转型的战略需求。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就开始进入到由供给不足向有效需求不足的转变，资源、环境等的约束日益显著。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劳动力比较优势也在相对下降。可以说，中国经济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对科技进步又一次提出了紧迫需求。

但是，在科技进步的路径上，经济界、科技界存在巨大的争议，即以引进为主，还是创新为主。在此之前的20多年间，中国科技发展大致上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跟踪，引进，模仿——前沿领域基本上是跟踪，产业技术基本上是引进，技术改进基本上是模仿。定位于数量扩张、低端制造、加工贸易的产业格局，对于自身技术发展的要求相对有限。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使得中国企业具备较多参与国际分工、引进设备和生产线等物化技术产品的机会。但是，当内外部环境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原有的道路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为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期望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待未来一段时期的科技方向及定位，中长期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科技部）于2003年7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个高层论坛，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几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做引导性报告。但是，这场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反响与争议，几位经济学家传递出来的信息和观点，几乎完全否定了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寻求突破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我将他们的观点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环境下，技术和资本、人才等要素一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流动和配置。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个大的背景和趋势。

第二，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科技发展主要应当是跟踪模仿和技术引进。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产业升级，通过跟踪模仿逐步形成自己的研发能力

第三，日本等国家及企业的实证表明，投资研发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代际差，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对投资研发应当持谨慎态度。

第四，在国际化分工格局中，应当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这一优势还可以至少维持30年。规划科学技术发展，主要应当考虑如何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当时我就在会上，听了这些观点后目瞪口呆。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基本认知吗？我多年从事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掌握的相关信息不可谓不多，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这些学者们所描述的情形呢？如果说此前20年的路子符合实际国情，为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固化这条路子，即使形势改变也坚定不移？在此后几天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事实上，这些争论在此后几年的规划工作中从未间断过，几乎贯穿于规划的全部过程。

其实，这些学者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基础。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术的显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易风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哈耶克，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德国的佛莱堡学派都属于其分枝。美国由于占据了资本、科技和产业链的制高点，并且操纵了WTO（世界贸易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B（世界银行）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其核心内容有三点，一是政府作用的最小化，政府职能尽量缩小，反对国家干预；二是最快的私有化，不仅要私有化，而且要快；三是最快的自由化，由市场决定一切。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科技战略及政策的判断和意见，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新自由义思想的影响。

问题是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真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为相关国家带来福荫的吗？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前苏联“休克疗法”，到1997年席卷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再到二十世纪之初的拉美金融危机，西方金融资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掠夺几乎达到为所欲为的程度。其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即新自由主义，绝对的开放，绝对的市场化。1998年、2003年我曾先后到东南亚、拉美地区调研金融危机，所到之处一片凋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动荡，政府债务失信，相当于一场又一场中型战争所带来的损失和灾难。

在调研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们的最后一站是香港。当时香港刚刚回归祖国，便被索罗斯等国际金融巨鳄死死盯上，意欲血洗香港资本市场。当时的香港金管局局长任志刚先生接待我们调研组一行，他形容自己是从战场上出来的。索罗斯量子基金亚太总部与香港金管局就在一栋大楼里，楼上楼下的较量与火并，可以说刀刀见红，分秒之间可能就是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产损益。他们通过股市、汇市和期货三头并发，令整个香港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幸有强大祖国的后盾，“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朱镕基语），索罗斯们在损兵折将后知难而退。经此一战，才有了香港之后20年的持续繁荣。今天香港的年轻人真应该了解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了解在香港生死之交的关键时刻，祖国母亲曾经给予了怎样的温暖与牺牲。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

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自由竞争无疑是理想的形态。但是，在过往300年的历史上，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那种纯粹“凭实力说话”的情形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从来都是血腥的，残暴的，逆天理的。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征伐与掠夺，曾经造成亿万的白骨与冤魂。如同两个不同量级的拳手，如果只是按照所谓“自由”和“公平”的规则殊死比拼，结果会是什么？今天，血腥的战争尚未消除，经济领域没有硝烟的战争已在如火如荼中。作为相对的弱者，我们究竟应当何去何从，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回到科技问题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技术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吗？在此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看看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巴统协定，全称巴黎统筹委员会，是1949年由美国提议设立的，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和贸易限制，17个国家参与。请注意，时间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年。

——瓦森纳协定，1994年“巴统协定”宣布解散后，由美国联合西方40个国家共同制定的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冷战结束并没有换来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的放松，反而更趋严厉。

——沃尔夫条款，由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于2011年提出，禁止中美两国之间有任何与NASA相关的合作，包括学术交流也被禁止。

——美国半导体联盟，由美国牵头成立，全球64家重点企业参与，覆盖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

——捷克“无源雷达”设备，2004年计划出口中国，被美国强行叫停。之后中国不得不自行研发，现已走到世界前列。

——以色列幼狮战机，中以联合研制，是中国第一款三代战机。被美国强行中止后，中国不得不独自研发，至少走了10年弯路才完成，即今天的歼十。

——以色列费乐康预警机，中国已支付定金，被美国强行中止。不得不从零开始研制，也至少拖后十年，终于有了今天的空警500、空警2000。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航天商业发射迅速成长，被美国断供关键设备后直线下降，此后再难雄起。这与今天的华为如出一辙。

——“银河”号货轮事件，美国无中生有，派飞机军舰公海拦截，关闭卫星导航信号。中国无奈允许其登船搜查，一无所获后连句道歉都不说。

——瓦良格航母事件，中国从乌克兰购买后被美国全线干扰，历尽艰辛，在公海飘了两年后才抵达大连港。

——专机窃听器事件，中国定制一架波音747，拟作为国家领导人专机，美国居然安装了28个窃听器。

——驻南联盟使馆被袭事件，美国F22战机从美国本土起飞，经两次空中加油飞抵目标，6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南海撞机事件，美军电子侦察机飞到了中国家门口，撞机后直接飞到中国军用机场。美国不仅不予道歉，反而羞辱性地提出赔偿3.456789万美元。

——WAPI纠纷，围绕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堂堂Intel公司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西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西电捷通公司全面打压，于是有了今天的WIFI，没有了中国的WAPI。

——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中国有了自己的TD-SCDMA，却不得不同时接受美国的CDMA2000和欧盟的WCDMA。一个国家三种制式，中国百姓为此要付出三倍于人的建网代价。

——上世纪末，中国从德国进口盾构机每台6亿元天价，而且维修费用高昂。自主开发成功后每台降至3000万元，只有进口价的1/20。

——国际空间站计划，中国申请加入被美国拒绝，不得不自行研制。有了进展之后又对中国示好，如今中国也已走到世界前列。

——国际可控核聚变计划，中国加入后出钱出力，却不能共享信息和权益，不得不退出单干。

——伽利略计划，由欧洲发起，中国积极参加，结果与核聚变计划一样，陪太子读书。中国现在的北斗导航系统，是被逼出来的。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本意是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美国全面施压，要求对外资企业提供超国民待遇，为外资企业单独立规。

——中国制造2020，这是中国寻求产业升级的国内政策，居然被美国视为威胁，要求中国中止该计划。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一部中国与西方技术合作的历史，可以说就是饱受打压和屈辱的历史，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言？美国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说过，中国发展高科技，就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这就把中美科技和产业之争的症结说透了，美国推进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初衷，就是要将中国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任何试图通过技术研发向产业链高端努力的行为，都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挑战，这是被美国人定义的中国“原罪”。

2003年7月，我以科技部调研室名义，发起了一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科技安全”的讨论，邀请部分学者参与，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也为即将制定的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现将当时参与这个讨论的部分学者观点摘要如下，立此存照。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今天看来仍然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吴易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关于全球化，西方经济学家有一个明显的苗头，就是把比较优势理论与全球化结合起来。你没有技术优势，所以就不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你没有那么多资本，所以就不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你没有那么多土地，所以土地密集型产业也不行。人多是你们的优势，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技术怎么办？买，我们可以供应，敞开供应；没有资本怎么办？引进外资，我们的资本转移到你们那里。对此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看的比较清楚，认为这样下去会导致新殖民主义，包括技术殖民主义、金融殖民主义。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卫报》也公开表示，这就是新殖民主义。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确实有优势，关键是怎么发展的问题，绝不能只发展劳动密集型。还有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应该排排序，技术密集型应该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拉美国家和一部分非洲国家过去就吃了大亏，到最后完全受制于人，至今无法摆脱。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非常清楚，就是强调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国家民族了，也不存在民族经济、民族资本，这些概念都过时了。一个国家用不着关注自己的经济主权，用不着关注自己的民族工业和战略产业。只要打开国门，开放、开放、再开放，接轨、接轨、再接轨，按国际标准办事就OK。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讲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作为两种利益分配的方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个阶段经济是主流，另一个阶段可能政治成为主流。如果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设计和运行，没有自己的战略产业，没有重化工业，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国防，最后一切经济成果都可能一夜之间被剥夺。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不用打仗，讹诈就可以达到目的。美国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他们始终注重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以此带动科技和其它尖端产业。有这么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就不能根据一个虚无缥渺，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来构建我们的国家。仅靠比较优势和初加工业是不行的，即使把GDP搞上去了，还是可以搞下来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应该有自己的战略设计，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时代应当保持自己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王小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员）：讨论比较优势理论，有没有考虑过国际局势这个变量？如果是在讲一个抽象的、纯粹的经济学模型，不考虑任何变量，就可以做任何假设。但如果是在否定一项具体经济政策，怎么能不考虑变量呢？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恰恰就在于这个前提。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从来不在理论逻辑方面进行争论，因为这方面太简单，应该争论的就是那些前提。我们今天讨论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局势变量才是经济学家应该争论的，是理论和现实世界的接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就是中美关系良好，而且始终保持良好。从短期看，我承认是好的，现在质疑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长期保持下去？如果美国将来跟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好，我们又不具备竞争能力，怎么办？如果不那么好了，我们有没有可能经过努力，跟美国还有讨价还价的实力？这个判断变了，整个判断就变了，科技政策也就变了。一些经济学家说，国际分工就是这样的，美国搞高科技，德国搞工作母机，日本搞高档耐用消费品，中国搞低档加工。从短期来看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从长期来看，后劲在哪里？光靠做打火机和眼镜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吗？

——高梁（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思维方式上有两大弱点，第一是太懒，包括科学家，拿别人的东西看完以后就是抄，就是翻译，没有认真下功夫，没有认真想过，没有自己的创造。我们讲中国人勤劳，实际上思想上不勤劳。第二是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前途建立在外国人的基础之上，五十年代靠苏联，苏联垮了以后马上倒向美国。殊不知美国人说过，一个把自由和安全寄托于他人的人，根本不配享受自由和安全。市场教条主义，私有化万能论，竞争万能论，政府越小越好，这是很荒谬的。经济学都是有假设前提的，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国家战略，这是一个多元目标，不仅只是经济总量，还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要讲社会全面发展，人文环境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如果不谈这个问题，就没有资格谈战略。科技也是一样，不是到商场买件东西，花点钱，想要什么有什么，有这么简单吗？

——刘书林（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迷信市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基本的思想。似乎市场什么都能干，看不见的手无所不能。现在甚至出现这样的现象，连基础研究都要市场化，中科院的某些改革搞得基础研究的学术骨干没饭吃，这太离谱了。只要不是立即出显性成果就不支持，基础研究就要没落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不但是不出效率，会把我们的前景葬送了。没有基础科学支撑的技术，能持久吗？国家投资不能都这么急功近利，科学技术发展应该更有远见，有后劲。如果基础科学力量不加强，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储备，一旦有事，问题就大了！市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义务教育，如果都按照市场逻辑，将来会把很多事情办坏的。西方教会在没落的时候，曾经卖过圣骨，说上帝的骨头就在这里。

——刘彦（科技部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技术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由流动，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购买技术实现跨越，我们的研究结论不支持这个判断，这是违背基本事实的。中国入世后，关税大幅下降，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迅速增加。2002年我国被WTO通报的反倾销和技术壁垒案件，是此前十年的总和。简单的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技术要素越来越重要，这是没有近路可走的，核心技术没有人给你。目前中国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带来一系列反应能力问题，必须在新世纪之初以新的战略眼光做出创新配置。目前发达国家都在高领全国资源建立技术预警系统，美国首当其冲，欧盟也有特殊反应部队。这不仅涉及重大经济利益，在关键时刻还会左右政局。需要政府高层下大决心，需要付出一、两代人艰苦牺牲和努力，非如此不能强化技术吸收能力。

——张文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新自由主义理论有一个前提，世界是共产主义，世界不是丛林法则，世界没有枪炮，世界是阳光灿烂。但是，世界是有枪炮的，世界是有锁链的。所以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历史上看，毁灭的国家许多都是富裕国家。WTO争端不是单纯的商业问题，当核心问题争不下去的时候必须是暴力。我们如果愿意当奶牛则罢，不愿意西方就会鞭打你这头奶牛。有两个故事非常形象，一个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谈到野猪的自由，有人说老百姓只要生活好，谁统治都行。野猪生活不如家猪，现在的家猪可以看电视，住单间，甚至可以享受空调，死还是安乐死。但是它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死不知道怎么死，整个生死过程都是规定的。野猪则不同，它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是为生存而战死的。人不能不战斗，国家更不能不战斗。另一个故事是毛泽东批判武训的救国方法，武训是爱国的，但他是放长线钓不上大鱼，让人踢一脚给两毛钱，吐一口唾沫给一毛钱，这样攒一辈子钱来办教育，而不是买枪。如果我们这样救国，那是不行的。孩子学成后去了美国，回来后还踢你，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梅永红（科技部调研室主任）：关于跟踪模仿的问题，我有几个观点：第一，许多人认为日本和韩国是通过跟踪模仿获得发展的，但忽略了个关键点，他们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他们花在消化吸收再创新上的钱远远高于技术引进的钱，强度是中国的10倍。第二，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我们跟踪模仿能不能跟得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863计划”的目标就是跟踪国际前沿抚摩，但在众多领域根本没有跟上，有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第三，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壁垒的今天，跟踪模仿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许多领域都是在跟踪模仿，当没有成气候的时候别人可能不理你，一旦对市场形成一定影响的时候，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就会落下。华为的情况就很典型，思科现在对他穷追猛打。温州打火机只有两欧元，人家都要斤斤计较，搞出一个所谓的安全标准来卡你。没有自己的原创和专利，要想在今天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赢得他人的尊重，不受制于人，是完全不可能的。

归纳而言，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学习和借鉴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说都是有前提和假设的，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是适用的。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政治制度，乃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完成理论的中国化，甚至于探索和总结基于中国的理论及实践范式。任何照搬他人理论，期望点石成金的路子，结果都将事与愿违。今天我们已经更加清楚地看到，许多理论及工具都是服务于特定利益和政治的，曾经盛极一时的WTO、全球化和自由竞争已经被当初的鼓吹者们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退群、技术封锁、贸易壁垒。美国以举国之力打击正常参与国际竞争的他国企业，这在1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却已成为今天活生生的现实。对己有利则趋之，无利则避之，这并非异象，而是百年来国际竞争的常态。

还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例，这个理论本身不是问题，也并非深奥。如同几个人一起玩游戏，大家各有底牌，无非就是扬长避短而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化分工，通过外向型经济在国际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任何比较优势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处于动态的变化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人多，廉价）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经济模型问题，而且与社会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学家们可能做梦也想象不到，仅仅15年后，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远远大于中国。他们可能更想象不到，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迅速下降，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当这个瓶颈出现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里？

更大的悖论还在于，廉价的劳动力真是优势吗？如果仅从企业经营角度而言确实如此，外资向我国的转移也能说明这个道理。但从国家和社会角度来看，当我们付出同样的劳动和价值，获得的收益只有他人的1/10甚至1/20，这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在我看来，这种现象虽然是绕不开的现实，但恰恰说明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巨大短板，经济学的价值应当是回答如何尽快缩小这个短板，而不是一味地遵从或默守，更不应以此为荣。承认现实，并从现实出发，但决不应当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和科技政策的基点，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改变这个令人耻辱的现实。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无论是从人种角度还是国际地缘政治利益角度，占据产业制高点的西方国家显然不希望中国获得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让中国成为第二个拉美，向全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为全世界生产低附加值的服装鞋帽，这是他们向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标之一。也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更好地控制和利用中国，而不是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最近几年，美国将900多个中国企业实体和个人列入单边制裁清单，这个名录还有不断延伸，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欧盟商会为此声称，中美竞争的加剧，原因是中国过于追求高水平独立自主，严重偏离了改革开放精神，导致外资投资减少、资源错配，从而损害中国创新和经济增长前景。也就是说，中国只能附首称臣，老老实实地服从于发达国家制定的产业分工规则，否则就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但是，这是我们的宿命吗？10多亿中国人甘心永远居于受人经济主宰和奴役的地位吗？

在这一方面，有几个典型的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一个是日本，这个岛国有什么比较优势？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灾害不断，人口数量只有中国的1/10。但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日本一直高居顶端，他们靠的是什么？我认为主要靠的是创新，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曾经说过，你们不要相信西方人的鬼话，如果我们日本人听了，就不会有日本的丰田汽车、理光照相机、日立手表。还有一位经济学家说，即使再发生一场战争，把日本炸成一片废墟，只要有高素质的国民，50年后日本仍将是世界经济强国。

一个是拉美，这个地区沃野千里，气候宜人，资源极其丰富。我到拉美地区考察过，感觉这里的人们真是上帝的宠儿。早在上世纪初，巴西、阿根廷就是世界的富国，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列。美国视拉美为后花园，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施加强大影响。100多年来，拉美地区始终遵循与美国之间的产业梯度分工，向美国出售廉价的资源和农产品，从美国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按照传统的经济学思想，这种格局最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也最有利于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今天的拉美依然靠资源过日子，国民收入几乎原地不动，国际分工地位也始终未曾改变过。

还有一个是芬兰，一个自然环境独特的北欧小国，500多万人口，1/4的国土在北极圈内。在过去几百年里，他们主要靠森工产业发展经济，丰富的森林资源似乎为这个国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芬兰就把选择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家目标，从50年代的现代造纸业和造纸机械产业，到60、70年代的现代造船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再到70、80年代的现代电信产业，以至80、90年代的信息通讯业，可以说每一步都不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诺基亚是世界知名的电信企业之一，曾经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对芬兰高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芬兰人均GDP已达到5万美元，这绝对不是单靠伐木卖树就可以实现的。

中国是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虽然国土及资源总量不少，但人均占有量贫乏。在经济起步阶段，最大程度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无疑是现实可行的选择。与此同时，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人均资源匮乏的国情，又决定了我们不能仿效拉美，一味地服从于现实的国际分工，而是必须寻求和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不断改变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此过程中，仅靠市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在产业竞争力悬殊的情况下，市场的丛林法则直接决定着竞争的结果，弱者往往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的末端，毫无话语权可言。后发国家要想逆势而上，就必须另辟稀径，在理论、战略和政策上有更多更大的作为。承认现实，但不屈从于现实，这才是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应有思维逻辑。

回顾当年那场新自由主义之辩，再对照今天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芯片禁运，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众多企业进行极限打压，千方百计限制中美正常学术和人才交流，真是令人感慨万千。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人类离世界大同的目标还十分遥远，国家和民族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在我看来，我国的经济、科技理论和政策必须建立在三个基点之上：第一，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要能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有系统性、历史性和前瞻性；第三，不能一厢情愿，而是要与国际政治、社会、文化等紧密关联。面对当下百年、千年之变局，我们既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脚踏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