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近日，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梅永红名誉会长

走近BGI

梅永红

（2022年05月07日）

 

2015年我辞去公职，入职深圳华大基因公司（BGI）。几年来，我花了不少精力关注和研究华大的过往，以及华大的人和事。这个机构实在太特殊了，特殊的群体，特殊的功能，特殊的文化，更有特立独行的创始人汪建，一路做着特殊的事，与我此前接触的所有机构都不一样。几年前我就有写华大和汪老师（华大内部对汪建的称谓）的冲动，但一直没法动笔，因为兴奋点实在太多了。今天就先从华大若干轶事说起吧。

一、先斩后奏：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1990年，一项被称为破译人类生命天书的宏大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正式启动，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辨识基因序列、破译遗传信息的阶段。美、英、法、德、日五国共同参与，计划用15年时间完成，总投入30亿美元。这是被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科技工程之一（另两个是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工程）。

中国正式加入HGP是1999年7月，距离启动已经过去了9个年头。这也是BGI成立的时间，一个最初纯粹为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诞生的机构。在此之前，对于中国是否参与HGP的争议很多，学界和决策层的意见高度分歧。有的认为测序没有价值，而且数据共享，没必要花有限的经费；有的认为应该集中精力做功能基因组研究，“弯道超车”，在基因信息的应用上实现突破。BGI为什么还要如此执著，做出惊人的逆天之举呢？

关键是BGI的几位创始人汪建、杨焕明、刘斯奇、于军。他们都曾在欧美国家长期学习工作，接触到了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最前沿，深知这项研究对人类未来意味着什么，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人类是一个巨系统，唯有从构成其生命单元的基因结构入手，才有可能最终打开神秘的功能之门，这就是生命科学的第一性原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能由此改变人类认知、创造无限价值的空间。如果说20世纪是IT技术的世纪，那么21世纪必将是BT技术的世纪，而人类基因组计划正是这个科技变革的出发点。

对中国来说，这项研究的意义可能要远远超过学术本身。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就开始走向衰落，以至近代蒙受百年屈辱。一个占世界1/7人口的大国，对近现代科技文明的贡献几乎等于零，令人扼腕叹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奋起直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必须承认，多数领域的科技进步仍是亦步亦趋、跟踪模仿，这也决定了中国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外部依赖性。在即将到来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世纪，已经形成一定人才、学术和经济基础的中国处在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起跑线上，这是又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决不能再当旁观者！

于是，在没有获得政府和中科院正式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就“胆大包天”，作为中国代表正式签署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协议，有人戏称此举犯了“欺君之罪”。更难的是加入之后，除了万丈豪情之外一无所有，兴冲冲抱回来的不是金砖，而是炸雷。对他们来说，除了前进别无选择。没有科研场所怎么办？他们便“忽悠”北京顺义区领导租借一块场地。没有人怎么办？他们成立民营企业，临时招兵买马，一批学生军成了今天华大的“元老”。没有钱怎么办？杨焕明老师把自己几万美元的个人积蓄拿出来了，老汪把自己的家产抵押出去了，“元老”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还有年轻人把准备娶媳妇的钱也拿来了。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这是一支怎样的团队？我在科技部门工作15年，接触的科研人员难以计数，但华大人的行事方式独树一帜。他们笃信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于人类和科学的价值，不顾一切地投身其中。他们视国事为家事，愿意以一己之力帮助中国跨入基因组学的国际前沿。他们在怀疑和不屑声中不改初心，咬定目标无怨无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功利主义日益盛行的当下，科学殿堂早已不是一块净土。有着烫金学术背景的华大人本来可以在学术圈中左右逢源，养尊处优，却心甘情愿当苦行僧，走上一条布满荆棘的开天辟地之路，令我感佩不已。这正是久违了的科学精神啊！

我曾到北京顺义空港工业区，实地考察过华大当初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验室。窄小、简陋的实验室里，还留有20多年前的一些设备、场景和照片。科技人员用近乎手工的传统电泳法测序，完成的结果一张张粘贴在墙上，再拚接成完整的草图。那是大海捞针般的浩繁与枯燥，许多人长时间工作在实验室里，吃的是泡面，睡的是简易钢丝床，加班到凌晨司空见惯。此情此景，令我深为震撼，此前我见过的类似画面是在青海戈壁滩的原子城旧址，那一代科学家堪称惊天地泣鬼神，造就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珠穆朗玛”。华大的年轻人凭着一份耐心与执著，一头扎进周而复始的实验和数据中，这在当下中国科技界实在太罕见了。今天中国科技不缺人才，不缺资金，缺的就是这种敢为人先、不计得失、潜心科研、学术报国的精神力量。

200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等联线会议，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并且特别向参与该计划的中国科学家表示感谢。两天后的6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中国政府共同支持的国际公共领域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中，中国承担了该计划的一些工作。我向我国参与这一工作并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国际上参与这一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我国科学家再接再厉，为人类基因组最终序列图的完成，为我国在功能基因组学中的创新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中国科技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华大基因几乎凭一己之力，把我国人类基因组学带到了世界最前沿，赢得了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更为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时隔一年后的2001年8月28日，江泽民总书记又在中南海接见了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部分中外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给予高度评价。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最后一块方砖永远铭刻着这样一段历史：“中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这份殊荣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这一计划的价值，体现了华大领军者的远见与担当。今天，基因组测序已经成为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工程，成为人类健康和医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在这一领域不仅没有落后，而且在许多环节已处于领跑位置。

二、横空出世：疫病防控真心英雄

早在35亿年前，病毒就出现在地球上，成为地球最早的生命体之一。千百年来，病毒、细菌这种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黑死病、天花、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肺结核、艾滋病、埃博拉、肝炎、禽流感、非洲猪瘟，以至SARS和今天的新冠，都曾令人类束手无策，万户萧疏，有的甚至几近种族灭绝。由于抗生素、疫苗等的发明发现，人类终于不再坐以待毙，逐渐开始掌握应对致命微生物的能力。特别是随着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到来，科学家们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微生物的遗传及传播规律，从而形成抑制相关疾病的途径和方法。

SARS，这是发生在近20年前，而且至今仍然令许多国人闻之色变的惊天噩梦。我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4月底，我和几个同事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封闭起草文件。出门走到宽阔的长安街上，昔日的车水马龙被几乎空无一人的死寂所取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个死神般病毒的经历。由于极高的传染性和致死率，整个北京城乃至全国都处在惊恐不安的状态。称之为全国性危机，一点也不为过。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住，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想到，在SARS防治的关键时刻，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华大站了出来，并且成为扭转战局的重要因素。

SARS爆发之初，由于科学认知不够，曾被疾控专家认为是衣原体细菌，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漫延的重要原因。即使被认定为病毒后，医疗机构也很难对感染者及时做出准确的诊断，从而对治疗和疫情的整体防控提供充分可靠的依据。简单而言，医生无法第一时间对感染者是不是SARS感染给出定论，只能用扩大防疫面的笨办法进行控制，不仅需要付出过高的成本，而且也无法对真正的感染者及时施治。“敌人”都找不准，这个仗怎么打？准确诊断，成为SARS防治的技术瓶颈。

华大有这个能力，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所积累的测序平台，对于基因组数据量只有不到十万分之一的病毒来说实在不算什么难题。难的是华大不是“国军”，不是医疗机构，而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病毒样本，更谈不上进入防疫主战场。时间一天天过去，疫情一天天扩散，老汪和华大科学家心急如焚，到处奔走呼号，为国请命。直到疫情一个多月之后，才通过与相关机构的科研合作获得病毒样本。仅用了10多个小时，就完成了全基因组测序，破译了病毒基因密码。今天看来这可能是小儿科，但在当时还是技术瓶颈。

在此基础上，华大又迅速研制出SARS病毒诊断试剂盒30万人份，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从这一刻开始，整个防控进入新的阶段，可以在第一时间对感染者进行准确诊断，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精准防控，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毫不夸张的说，华大对SARS防控功莫大焉。我曾做过假设，如果没有华大，如果华大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如果华大不是如此请命求战， SARS防控的盲目局面还将持续多久？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时华大完全称得上穷困潦倒，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为什么还要无偿捐赠？凭着这一独门绝技，华大本来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即使按照每个试剂盒1000元计算（3000元也不夸张），那也是3亿巨款哪！20年前的3亿元，足以让华大一夜暴富，名利双收。但老汪丝毫不为所动，明确表示华大不能发国难财。时任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专门视察华大，向科学家们表示感谢，盛赞华大“想中央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抗病之所需”。学问终究不同于商业，把学问做到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至高的境界，也是久违了的“两弹一星”精神之魂。

2020年新冠肺炎再次袭击中国。我的家乡湖北武汉首先陷入混乱之中，那些日子每天从早到晚收到老家亲友的信息都是求助和悲鸣。我在焦虑中填了一首词《渔家傲》：“乡音未改话衷肠，一江三镇广贤良。四载南湖桂花树，今忆起，书生犹觉百里香。  突闻汉阳起孽瘴，谁渡百姓避祸殃？当年萨斯（SARS）曾苦痛，不思量，十年过后又国殇”。危难之际，华大再次义无反顾地走到第一线。大年三十，武汉已经封城，老汪带着几个助理经长沙逆行武汉，与已经在当地实验室枕戈待旦的100多个年轻人汇合。在此后40多个日日夜夜里，华大人不计得失，招之即来，成为武汉防疫大战中的一张科技王牌。一年多后的一次活动中，时任武汉市长周先旺满怀深情地说，大灾之际，武汉与华大是过命之交。“过命之交”，这四个字个个千钧，感天动地。

当今世界，大国之战正在演变为科技之战，科技实力越来越成为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进一步加快科技发展，就成为中国应对国际局势的必然选择。在此过程中，增加投入固然是必要的，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科技生态。许多人都对清华、北大留美博士中90%留在美国议论纷纷，但根本原因在哪里？我在与一些回国学者的沟通中了解到，过度功利化才是中国学术之大敌。许多人关心的往往不是学术本身，不是家国忧患，而是学而优则仕，是个人学术名望，是不断制造学术由头反复变现。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即使有再多的优秀人才“归去来兮”，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对学术的热爱与执著，没有学术报国的追求，钱多了反而可能把中国科技推向末路。

三、大国重器：突破技术瓶颈之困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无底线打压，许多企业纷纷陷入困境。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如同一个人被卡了脖子，是死是活，是活的舒坦还是憋屈，都是别人说了算。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兴通讯，不但被派了“政委”，对企业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控，而且赔款高达14亿美元，每个中国人1美元，完全是当年“庚子赔款”人均一两白银的路数，这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羞辱。华为的情况更加极端，美加联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高管非法扣押软禁长达两年多，并且动用外交、贸易、技术等各种手段对华为全球封杀。科技无国界，资本无国界，人才无国界，这一个个曾被我们奉为经典的迷梦，已经被活生生的现实击得粉碎。可以预见，今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范围只会更大，手段只会更极端。

其实华大也遭遇过同样情形的打压，只不过发生在更早的2011年。当时华大所有的测序仪器和耗材都来自于美国制造商，一个在高端和底层技术上，一个在低端和应用技术上，彼此相安无事。但是，当华大开始积累大量基因组数据，并且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大科学研究，开展全球性科技服务的时候，美国人认为这将影响其产品的全球布局，甚至有可能在应用端形成与其博弈和议价的能力，便开始抛弃他们常常挂在嘴上的契约精神。一方面不再向华大出售新的测序仪，旧的测序仪也不再提供维修服务；二是对试剂耗材坐地升价，以远高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扼制华大。有优势的时候谈规则，无优势的时候耍流氓，走到国际竞争前沿的中国企业大多见识过这种“西洋景”。

如果无法破局，留给华大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亡，另一条是投降，正在迅速成长的华大几乎陷入了绝境。但老汪和华大的年轻人没有屈服，他们不相信宿命。于是，一个只是将自己定位于做测序服务和相关研究的民营企业，一群对尖端科研设备制造几无概念的年轻人，终被“逼上梁山”，开始了“登梯子上月亮”的征途——自己研制高端测序仪。我相信当时没有几个人看好华大的这一举动，差距那么大，而且既没有钱又没有人，是不是有点太自不量力？

从2013年并购美国硅谷一家研制二代测序仪的公司，华大开始了至今长达近10年的苦心励志之路。与当年做人类基因组计划一样，没有钱，没有人才，没有行业的协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期间美国的竞争对手还设置重重障碍，在跨国并购、专利保护等方面横生枝节。幸运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华大用自己的倔强一步步走了过来，终于铸就了基因组学领域的大国重器。今天，全世界能够研制医用级高端测序仪的国家只有两个：美国，中国；全世界能够直接华山论剑的企业只有两家：illumina，华大智造。这一成就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基因组学及产业领域中国将不再受制于人，意味着中国百姓可以更快、更廉价地享受这项技术的恩惠，意味着中国人的基因组数据有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多年来，我国在不少关键领域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比如大飞机、芯片、高端数控机床等。我认为一方面在于不相信自己，过份迷信洋人，没有勇气追赶和超越先进，安于依赖他人过小日子；另一方面是对受制于人缺乏切肤之痛，或者看不到核心和关键技术往往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用一般的商业逻辑替代政治逻辑。测序仪就是如此，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已习惯于引进，满足于在他人的底层技术架构上开展科研和商业活动。没有几个人想到，一旦断供了怎么办？如果有后门怎么办？即使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那么我们难道就甘心永远当跟班随从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别人“卡脖子”也许并非坏事，能够让我们知耻后勇。

在华大一路坎坷的征程上，总是有许多贵人相助。老汪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我们做的是好事，利国利民，就一定不会死的。确实如此，每当华大面临进退维谷的时候，便会有福星高照，云开雾散。2002年华大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后，下一个目标无法确定，队伍何去何从？杭州市政府时任市长仇保兴来了，支持华大开展水稻基因组计划，实现了从参与他人计划到自我完整设计实施的突破。2008年当华大决心打造全球基因组学中心的时候，国开行时任行长陈元来了，在无任何资产担保的情况下给予大额贷款授信，让华大一举成为全球基因测序“大哥大”。2013年当华大被“逼上梁山”，决心攻克测序仪的时候，深圳市时任市长许勤来了，为华大雪中送炭。幸运乎？规律乎？

深圳是华大的福地。2007年当华大核心团队“净身出屋”，集体离开中科院来到深圳的时候，连华大人自己可能都不完全看清未来路在何方。深圳以其特有的包容和远见，让迷茫中的华大团队体会到了“吾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要房给房，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而且没有内地许多城市通常提出的投资、产值、税收等硬指标。他们看中华大的，不是当下有多少回报，而是对未来的知识性投资，是培育城市转型发展的竞争力。一个关注创新、着眼长远的城市，与华大的发展理念完全契合，从而成为华大安身立命之所。可以说没有深圳，就没有今天的华大。

四、创新科技：科研范式之变

最近，由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导，多国科研团队共同参与的首个非人灵长类动物（猕猴）全身器官细胞图谱，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该项成果旨在为生物医学发展提供一个全面、便捷，基于单细胞水平的非人灵长类多组学可视化数据库。简单地说，通过这一全新的细胞数字化工具，科学家们可以掌握各个器官的细胞构成、分子特征以及与其他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方法和工具类的学术成果通常被称为原始创新，是开辟新的学术方向和领域的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原始创新在中国科技成果中还非常少见，更多的是在他人底层技术上添枝加叶。

不仅如此，20多年来，华大完成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工作。到2020年底，华大主导或参与的科研成果已在顶级学术期刊CNNS上发表文章超过400篇，另在《GigaScience》上发表论文超过117篇。根据2021年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华大集团位列亚太地区生命科学产业机构第一名，这已经是连续6年获此殊荣。同时，在全球生命科学产业机构中，华大名列第10位。iNature中国最高引用文章排名（2018），华大位列中国第四名，前三位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种学术成就放在国内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令人炫目的光彩。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华大在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捉襟见肘，常常上顿不接下顿，却能跻身中国顶级科研机构行列，在推动生命科学发展上处于领跑位置，为什么？

更加有悖常理的是，华大的核心科研团队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军，平均年龄不到30岁。如果比较职称、影响力、话语权和科研经费，任何一个985或211大学都远在华大之上。然而，华大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遥遥领先于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前些年华大还有一位没上过一天大学的高中生，在顶级科学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学术论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可以说华大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一枝奇葩，特别另类，但又芬芳四溢。一群稚气未脱的学生军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顶级科研成果，为什么？

多年来，我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模式基本上都是课题负责制（PI制），这种机制主要是建立在学术带头人的能力基础之上，个人的眼界、高度和包容性、开放性、组织力直接决定着最终的学术成果。其基本形态多由假设驱动，即先做一个学术假设，再规划一个研究路径和方法，最终获得证实或证伪的结果。如果说在高度细分学科中，这种强调个人价值和灵感的经院式研究仍有其合理性，那么在今天科学间不断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大科学时代，个人认知虽然还有重要价值，但肯定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了。特别是随着人类对宇观和微观的认知达到分子、量子、纳米、光年、大数据等极限的时候，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势在必行，必须更多地让位于大平台、大工具、大数据、大协作。

我曾多年研究科技体制问题，过去常常把差距归根于缺乏顶尖人才，或者投入不足，现在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华大的研究范式，简单而言就是目标导向，稳定支持，平台和数据躯动。老汪归纳为“四大”，即大目标、大平台、大数据、大合作。通过建立跨学科（组学）的大平台、大数据，并且通过与外部的开放式大合作，共同完成大目标导向的研究成果。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明确具体的科学或人类健康需求，而不是似是而非、自说自话。所有的人员都依托平台和数据，开展类似工程化的分工协作，个人的灵感和创造力统一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提高之中。这里没有大牌专家，没有个人英雄，但作为整体的华大可以成为经天纬地的盖世英雄。2011年，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考察华大，专门题词“创新科技革新体制，建设生物信息港”。路院长之所以没有用通常的科技创新，就是因为看到华大科研范式的不同，认为值得认真研究关注。一个不断在生命科学研究上创造奇迹的华大基因，理应成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典型案例。

其实，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单一纬度的，科学研究也同样如此。长期以来，人们对科研的理解都是神秘的、经院式的、个人化的。耳熟能详的科学大师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霍金等，几乎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毕生孤寂中到达科学顶峰。诺贝尔奖的获奖者都是科学家个人，也反映了科学家个人天资和贡献对于科学独一无二的价值。今天，这种耐得住寂寞的求索和独创精神仍然是宝贵的，不可或缺的。华大的成功实践则表明，个人的认知总是有限的，而跨组学的研究必须有赖于大数据、大工具和大协作，必须在平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深化。总结华大的科研范式，我试图提出并回答以下几个敏感性话题：

——科技经费问题。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达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与10年、20年前相比，科技经费的强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曾接触过一些科研项目，以前都是几十万元级的，现在往往都是千万元甚至亿元级的。排名靠前的大学年度经费多达几百亿元，与一个几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年度财政预算相当。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研究机构，投入规模也多在亿元级别，这种情形即使在多数发达国家也难以做到。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回答，第一，科研经费的投入结构是否科学合理？第二，经费投入的效率和效果究竟如何？我注意到，仅在生命科学领域，许多巨额投入打了水漂，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连机构和队伍都散了。我还注意到，许多善于包装和攻关的人员总是能够呼风唤雨，招财进宝。如果不改革科技体制和科研组织形式，只是在原有体制、组织和人员基础上不断增加投入，这无异于旧瓶装新酒，换来的很可能是科技界一些人的自娱自乐而已。政府科技经费投入不应当继续由大牌专家把持，而是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评估。技术研发类项目必须闭环管理，要有人对投入和结果承责。

——科技人才问题。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经分管过科技人才工作，参与过国家人才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我要求将科技经费预算分成三块，1/3投入项目，1/3投入平台，1/3投入人才，目标也都是指向人才引进及环境再造。我始终认为，第一，中国科技不缺人才，而是缺乏让人才脱颖而出的生态环境；第二，科技人才结构类似金字塔，比的不是底座宽度，而是塔尖所能到达的高度。华大基因如果没有汪建，绝对不可能走到今天。载人深潜如果没有丁抗，可能至今连3000米都是问题。然而，这些顶尖人才的成长过程往往充满辛酸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华大基因的骨干2007年为什么集体离开北京和中科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大坚持的全基因组研究方向得不到认可，由清一色院士专家组成的评审组投了零票，这种不可思议的高度一致性令华大陷入绝路。非共识，批判，标新立异，这是创新和超越的必然符号。中国科技界显然还是以身份论短长，讲究的是先来后到，这对科技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这种氛围下，华大基因如果还在体制内，那些毫无公关经验和大牌名号的年轻人将很难找到出路。科技本质上是人的事业，中国只有让100个、1000个汪建和丁抗这样的人才成长起来，挑起大梁，才能真正无惧他人的打压与围困。

——科技名利问题。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作为世俗的个人，只要合理合法，追求和获得任何利益都无可厚非。但科技绝对不应利字当先，没有了热爱与纯粹，科技之身就如同戴上了沉重枷锁，不可能顺利达到顶峰。在全部科技史上，能够摘得科技皇冠的学者无一不是超凡脱俗，沉浸和陶醉于科学的殿堂。那种对科技宗教般的执著与无我，往往正是孕育着即将绚丽绽放的科技蓓蕾。相反的，如果把做科技当成了做生意，每一步都在算计着个人名利得失，那将是科技的穷途末路。华大基因一路走来，几乎从来没有把挣钱作为目标，也几乎一直与缺钱相伴。但我由衷地感到，每一个华大人都活的通透，活的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利，而是在大利与小利、利他与利己之间做了关键取舍。

今天，就在此刻，这篇文稿即将完笔的时候，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消息传来：美国东部时间5月6日下午4:35，特拉华州联邦法院5人陪审团一致决定，中国BGI在DNA测序专利诉讼中大获全胜，1）判定illumina专利侵权；2）BGI专利全部有效；3）illumina向BGI赔偿3.34亿美元。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中国高端制造业企业在国际知识产权官司中少有的全胜。在这个10年前还是由美国企业完全控制的领域，在这个被竞争对手围追堵截、极尽打压的领域，在这个至今仍然由竞争对手居于垄断地位的领域，顽强不屈的华大终于站起来了，憋了10年的恶气终于得以吐出。在被别人“卡脖子”时，华大没有坐以待葬，而是卧薪尝胆，积十年之功磨得倚天宝剑。其意义不仅在于官司的输赢，甚至不在于中国在这个领域将不再受制于人，更在于带给中国企业和高科技发展的重要启迪：落后不是天命，沐血浴火的凤凰方能一飞冲天。

本文中所涉及内容均为梅永红名誉会长回忆所写，无偿奉献给广大读者参阅，如有不当之处，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