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近日，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梅永红名誉会长

重新定义农业

梅永红

（2022年03月08日）

 

2010年10月，在我离京赴任山东前夕，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先生语重心长地嘱咐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许多方面都找到了解决办法，但农业一直没有破局。中国的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事情是从局部突破开始的。希望你到山东工作后关注这个问题，为全国农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鉴。”12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惭愧的是，我至今还没有向老领导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是从鄂东农村走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家里很穷，全家9口人，仅靠父母起早摸黑挣的一点工分过日子，吃饱饭都是个大难题。放牛，捡柴火，插秧，割稻子，摘棉花，打农药，这些农活儿从小就开始做起，那份极限的农桑之苦至今想起来仍觉得煎熬难耐。此后我上的大学是华中农大，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农业部，30岁之前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直到今天，身上仍然留有深深的农民烙印。

真正开始系统思考中国“三农”问题，是从我担任市长开始的。一个850万人口的城市，农民占了将近一半，自然村达7000多个。我在那里非常清楚地看到，一边是繁华的都市，一边是萧条的乡村，中国农村没有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保持同步。虽然也有不少变化，但现代文明的薪火远没有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植根，许多农民仍然维持在基本生存状态。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现代化，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还有待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策和行动。

“重新定义农业”，这是我近年来在众多场合反复鼓吹的一个观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看到农业的背景和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继续就农业谈农业没有出路。中国农业面临的诸多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始终把农业作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以尽可能满足农业增产和粮食安全这个公共目标。在这个体系下，现代要素的导入，全球资源的利用，农民的身份和福祉，农村的繁荣，农业可持续性，市场的竞争，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长期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重城市轻农村，重农业轻农民，重增产轻增收，由此派生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食物安全问题。最近看到陈锡文同志的一篇文章《高度重视我国食物供给风险问题》，其中提出2020年我国粮食进口达1.4亿吨，相当于国内总产量的20%。如果按照进口粮食结构推算，大约需要8-10亿亩耕地才能满足中国粮食缺口。有关部门一直强调口粮是安全的，但其背后是因为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大幅提高，从上世纪6、70年代人均3.3公斤到2019年的51.3公斤，增长了近16倍。这些肉类是哪里来的？约一半左右是从国外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等转化而来的。如果没有巨量的进口，我们还有底气说口粮安全吗？习总书记说，“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各国就纷纷捂住自己的粮袋子”。与其他产品不同，粮食供求关系的波动往往不是取决于总量，而是取决于弹性。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食物需求即使有很小的缺口，都有可能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谁来种地问题。很多年以前，社会上就流传种地的是“3860部队”，即农业生产的主力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留守妇女。现在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不要说2、30岁的年轻人，就是50岁以下的人都很少下地种田。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超过57周岁。我在地方政府工作中也看到，农村中青年人几乎绝迹，只在农忙季节或逢年过节才有点生机。但凡有其他就业或打工机会，农业往往就变得可有可无。如果按照这种趋势，那么10年以后谁来种地呢？

——资源稀缺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经提出，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他主要是基于中国人口增长趋势以及相对稀缺的耕地、淡水资源，认为当中国人口达到14-15亿时将会出现粮食危机，并且可能带来全球性供给不足。现在看来，布朗的问题并非危言耸听。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淡水资源只有1/4，而且分布极不均衡，南方多雨少地，北方多地少雨。农业资源的稀缺，使得我们对耕地和淡水存在长期的过度利用，耕地质量和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就连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黑土地，都已快被消耗殆尽。要用占世界10%的耕地养活占世界19%的人口，很难避免农业资源被透支的问题。

——国际竞争力问题。无论是粮棉油还是肉蛋奶，目前中国的农产品都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有人做过统计，一个美国农民的生产率相当于100个中国农民。大豆产业之所以几乎全军覆没，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国际竞争力，在加入WTO后放开进口管制导致的。如果进一步放开玉米、小麦、棉花、水稻以及牛羊肉，结果可能也是如此。以棉花为例，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棉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还要比我们自己生产的棉花每吨便宜上千元，差距之大令人心惊。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不足，终将拖累纺织、食品、贸易等众多相关产业，也间接地影响国民收入。封闭不是出路，中国农业如果进入不了国际大循环，必将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短板。

——农民收入问题。北师大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低于1000元。如果这个数据是确切的，那么这6亿人中至少有5亿是农民。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农民收入问题，也就是说农民无法靠种地维持基本的生活，更枉谈体面和尊严。在山东农村，农民种一季小麦，即使不计人工成本，每亩净收入也只有600元左右，仅相当于当地一周左右的打工收入。从国家角度来说，耕地就是要种粮，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但对广大农民来说，如果种粮不赚钱，或者远远达不到从事其他职业的收入水准，那么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何而来？

列举以上情况，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为农业而农业，为口粮而农业，为增产而农业，为自给率而农业，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范式没有出路，必须换一个新的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义农业，我姑且称之为新农业。无论城市多么繁荣，制造业多么发达，农业现代化都是中国迈向全面富裕和振兴之路的重大战略命题，是在国家层面上永远绕不开的卡口。我理解的新农业，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素结构的高端化

按照人们通常的认知，农业就是传统和落后的产业，老农民加一亩三分地，靠天吃饭，自给自足。我小时候拚命读书，最大的愿望就是跳“农门”，此生不再为农。因为农业太苦了，做农民太没有出息了。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个问卷调查，孩子长大后选择的职业是什么？估计选择做农民的应该不会有千分之一。但凡有其他就业门路，没有几个人愿意当农民，这就是现实。

但是，这一切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有知识的人正在进入大农业体系中，并且以此带来农业深刻的变革。这个大农业体系既包括耕耙播收，也包括围绕农业的科研、服务、加工、贸易、投资、咨询、教育和经营组织。我也是其中之一员，在跳出“农门”若干年后又回归农业，重新做起了新农人。除了个人情怀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农业并不必然是天然的弱质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其活力和成长性不是因为产品形态是农产品，而是用什么方式生产，包括生产技术、装备、组织、经营主体、产业链等等。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说，如果将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导入农业，那么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持续增长，并且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产业门类。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可以成为永远的朝阳产业。

以两个国家为例，一个是荷兰，一个是以色列。荷兰人口1700万人，面积4.1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只有中国的0.5%，大部分都是填海而成的，但每公顷蔬菜产出高达54吨，是我国的近三倍；农产品年出口近千亿美元，仅次于56亿亩耕地的美国。以色列的农业环境更加恶劣，到处是荒漠，年降雨量约200毫米，却实现了粮食自给，并且大量出口谷物、种子、咖啡等农产品。特别是在节水农业方面，以色列用先进技术和管理做到了极致，每株作物都对应着一块用于自动调节微灌的芯片。我在对这两个国家农业实地考察中，看到的完全是现代化的产业形态，包括现代技术，现代装备，现代化的生产组织，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从业人员。仅就技术而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遥感技术、工程技术等，都在两国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典型的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吗？

要素结构不同，决定了产业的发达程度。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经参与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研究起草工作。当时面临的最大争议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究竟是以产品分类还是以创新分类。按照人们通常的看法，生产高大上的产品就是高科技，生产粮食和服装鞋帽等传统产品的就是低科技。但我们对此不予认同，而是从政策目标的角度展开讨论，看看我们的政策是否有利于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无论是新产品还是传统产品，其实都面临如何创新的问题。有的企业只是一味地引进和组装，没有研发投入，没有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没有核心知识产权，没有形成更多的附加值，算什么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产业如此，农业也是如此。

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不是产品属性，而是技术和创新属性，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我国来说，如何让技术、资本、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长入农业，从而改变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格局，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围绕这一趋势的争论非常激烈，有人认为小农经济和联产承包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不应轻言调整；还有人认为工商业资本都是逐利的，进入农业和农村就是为了“割韮菜”。不能说这些观点完全没有道理，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我认为，凡事要论大势，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没有问题吗？对于这种肯定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不应轻易否定，而是应当在发展中逐步改进和完善，或者在局部地区先行先试。让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改造农业，就是最好的制度形式。

近年来，许多企业已开始涉足现代农业。除了已成气候的正大、新希望等企业之外，中信、中粮、联想、阿里、万科、碧桂园、网易等企业也纷纷长线布局农业，不仅为农业注入了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现代要素，更重要的是颠覆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一是通过科技、资本等现代要素的大规模导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发展基础，使农业逐步摆脱靠天收的局面；二是推动农业走上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轨道，并且与市场充分对接，使农业逐步摆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三是通过全产业链的布局，大大拓展了农业边界，使农业逐步摆脱低投入、低回报的死循环。未来已来，未来可期。

二、农民身份的职业化

15年前，我曾听到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讲过，她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房东是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屋后有一片杂䓍丛生的荒地。有一天房东说要在这片荒地种上庄稼，打了一通电话，然后魔幻来了：有的公司来清理杂草、平整土地，有的公司来检测土壤、规划种植作物，有的公司送来种子、肥料，还有的公司来帮助播种、浇水，所有的生产环节都是社会化的，一切皆有专业公司包办。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农民只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1.7%，但为农业提供直接或间接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到17%。这就是美国农业，一个高度专业化、社会化的产业，一个劳动生产率是中国100倍的农业。

前几年我还在澳大利亚调研了一个农场，多达150万亩的耕地，只有区区20几个管理人员，他们是怎么种地的呢？其实与美国的情况类似，澳洲的农业也已经高度社会化，几乎所有的生产环节都有专业的公司负责提供服务。所谓的农民，其实就是农场主和财务、规划、外联、营销、技术等职业经理人，这就是与小农迥然不同的新农业，我姑且称之为生产关系上的“农业3.0”（农业1.0是个体小农，农业2.0是规模农场）。人类社会向来如此，有专业分工才有进步。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耕地高度分散，很难达到规模化、集约化的程度。但是，社会化、专业化大生产并不完全与规模化同步，“小而美”的专业化公司同样可以满足各种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日本和韩国的农地规模与中国南方地区相近，但他们通过农协这一全链条的服务组织，为分散的农户提供菜单式的服务，实现了以生产和经营服务为内容的农业社会化。可以断言，耕地分散绝非农业社会化的必然障碍，我们完全可以跨越“农业2.0”直接进入到“农业3.0”。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分散的农地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这对于我国农业产业形态的改变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在山东济宁市工作期间，对当地供销社系统推行的土地托管制度曾经给予了高度关注。汶上县供销社主任徐峰是个朴实、能干的山东汉子，他把半死不活的供销社系统人材物等各类资源组织起来，与村集体合作，对农民开展菜单式的生产服务。农民不愿干或干不了的活儿，只要列入菜单，就由供销社统一包办。有的是“全托”，农民直接把耕地交出来，只需按三方约定给付租金；有的是“半托”，按服务内容收费。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一般的代工，而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向现代化、社会化大农业转型的表现。此事引起了全国供销总社的重视，时任理事长王侠两次率队实地调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亲自视察，成为全国推广的典型。

我对于此事的特别关注，不仅是增产增收，更是基于农民身份的变化——由身份化农民变成职业化农民。许多农民成为供销社农业板块的职工，不少打工者返乡加盟。他们既有耕地流转的保底收入，又有作为农业职工的职业收入，可谓一举两得。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分割，广大农民被锁定在农村和一亩三分地上。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农民代表着一个以种地为生的群体，没有社会分工，没有生产组织，没有商业运营，没有劳动保障，远离现代产业形态。如果说这是“农业1.0”版本的具体表现，那么“农业3.0”版本的最大变化，就在于农民正在成为一种职业，与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在统一规范的生产组织体系中从事专业化工种。分工、薪酬、红利、组织、标准、品牌等新的概念，取代了过去的家庭、耕地、耕耙播收、产量、年收入等旧的范式。

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与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农民的职业化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能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在这个范式或制度基础上，农村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合理配置，从而第一次有了地域、职业的自由选择权，职业的竞争性又为农民不断提高素质和劳动技能提供了新的动力。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那么农民的职业化则使亿万农民彻底摆脱了制度化的地域、身份和耕地捆绑，不仅使农民不再是宿命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农业提供了系统再组织、要素再配置的巨大空间。

农民的职业化还将为中国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公共产品和服务向农村地区广泛而公平的延伸。我在山东工作时，曾力推农村垃圾清运的城乡一体化，即“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理”模式，费用由市县两级分担。有的地方以财政紧张为由拖拖拉拉，令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曾对一位县领导说：“财政紧张是事实，但为什么在城里花几亿元修路不紧张？花上亿元建高档宾馆不紧张？花几千万搞形象工程不紧张？为农民花点小钱就财政紧张了，道理何在？”从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到财政分灶吃饭，农民作为最大的社会群体，长期享受的是歧视性公共服务政策。在投入越来越大的公共产品领域，如教育、医疗、公共交通、养老等方面，城乡对比至今仍是天壤之别。对于作为身份的农民，许多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谁让你出身不好呢？但作为职业化的农民，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职业选择机会，在新的社会化组织体系中争取应有的权益。缩小城乡差别，最合理的路径就是让公共产品公平和无差别地惠及每一个农民。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为共和国做出最大贡献和牺牲的是农民群体。第一，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和超额农业赋税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说农民是中国国有资产的原始股东。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政策转向“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亿万农民背井离乡，为中国赢得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他们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无法计量，换来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贸易盈余。第三，进入21世纪，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农民的耕地成为新一轮稀缺资源。各地通过征用耕地形成的巨大级差地租，绝大部分都与农民无关，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青苗补偿等直接损失。把职业的选择权、自主权还给农民，不仅反映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体现着文明的进步。当亿万农民成为有自我意识、有知识技能、有职业自由的新农民，就意味着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迈出了关键一步。

三、农产品供给的国际化

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冲突，引起了上至政要，下至百姓的高度关注和议论。在我看来，事件的是非曲直固然重要，更为魔幻的是整个西方社会的高度凝聚和统一。贸易、金融、科技、媒体等软力量首当其冲，特斯拉、谷歌、微软、甲骨文（Oracie）、台基电等科技业巨头高调介入，资本无国界、科技无国界成了新年伊始最大的笑话。曾经在我们眼里远离政治纷争的文化、体育等国际性组织，也都纷纷加入进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一个“猫科动物国际联合会”（FIFe）的动物保护组织宣布，任何在俄罗斯饲养的猫，不得在FIFe官方血统书上进行登记，俄罗斯人不得参加FIFe宠物展。两国对立，万物皆可成为兵器，更何况事关每个人生死的粮食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俄罗斯没有充足自主的粮食供给，即使有再多的核武器，普京还有底气对乌克兰甚至整个反俄阵营宣战吗？自古以来粮食战争举不胜举，粮食安全在大国角力中从来都是不可替代的筹码，是最大的地缘政治因素之一。虽然我国今天已经没有了饥饿之忧，百姓从吃饱开始转向吃好，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中国的长期战略，容不得半点闪失。在特定的时期，一袋粮食的威力也许不亚于一枚导弹。

由此我又想到了中国大豆产业之殇。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放开了大豆进口，由此开启了此后长达十年大豆产业的颠覆性大剧。2003-2004年，美国政商联合体对中国大豆产业展开了一次立体商战，其中几个关键环节是：1、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宣布因天气原因，大豆产量可能降低，将导致价格上涨；2、2003年8月到2004年4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翻了一番，达到每吨4400元，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高位接盘150万吨；3、之后美国农业部再宣布大豆增产，大豆价格大跌至千元，中国70%企业破产，被前期已进入中国的益海嘉里等外资企业悉数抄底并购。从加工环节入手，进而全面掌控上游的贸易及定价，这是国际资本通吃世界的惯常套路。这是一次完败，对于我国今天粮食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认真总结反思。

走向国际化，是中国农业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在人均农业资源明显不足的现实国情下，面向全球，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无疑是一条不得不走的战略路径。回顾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在宏观层面上长期立足于粮食自给，对农业国际化总体上趋于保守，缺乏明确而有效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支撑；二是在国际贸易中，把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交易环节，买到手的粮食基本上都是ABCD转卖的“二手粮”，而对于产地的可控性、定价权、产业链组合等更具战略价值的布局几乎空白；三是政商分离，已有的国际化行动基本上属于散兵游勇状态，企业单刀赴会、孤军深入的结果往往是头破血流，铩羽而归。

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中国在大宗农产品贸易中毫无定价权，原因何在？在全球粮食贸易方面，目前ABCD四大国际粮商占据80%的份额，中国则是最大的进口国。与第五大粮商中粮相比，ABCD不只是在贸易端发力，而是在全产业链条上进行布局，包括在粮食主产地建立大型物流中心，为农业经营者提供资金、种子、生产资料等服务，成为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大豆产业的“沦陷”，就是国际粮商通过一系列“阳谋”所产生的杰作。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卡住粮食生产端和加工端的两头，形成对其他各环节的严密管控，从而牢牢把握粮食贸易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去年全球粮价上涨了20%，但产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国际局势风吹草动，粮食贸易成为决定性“武器”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最近几年来，我对农业国际化问题进行了一些调研，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合作潜力有了一些了解。通过对东南亚、远东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实地考察，让我感觉到农业国际化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比如，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我国黑龙江省仅一江之隔，肥沃的黑土地大量闲置，如果通过双方合作利用起来，开发潜力应在千万亩级以上，这是不是意味着多了一块“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南亚的柬埔寨、老挝，与中国紧邻，而且向来关系友好，有大量待开垦荒地，能否成为中国粮食稳定可靠的来源？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地区，光热资源丰富，仅闲置耕地就多达上亿亩，如果把我国先进的杂交水稻技术推广应用起来，是不是就可能为解决该国乃至非洲的粮食短缺问题助一臂之力？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从相关资料上了解到全球闲置耕地多达30亿亩，仅“一带一路”国家就占到一半以上。如果将中国的资本、技术优势与这些国家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一定是双赢的格局。

——“走出去”是必由之路。任何政策目标都必须是有条件的，提高粮食自给率也是如此，不能脱离客观实际，不能不计代价。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国内资源远远满足不了14亿人口日益增长的食物消费需求，农业“走出去”是必然的选择。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经在国际影响力、资本、技术、人才等各方面形成了长足的积累。“两条腿”走路，让农业“走出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种养业方面的长线布局，对于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应当借鉴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海外布局经验，在内容、路径、政策、外交等各方面进行国家层次上的顶层设计，尽快形成稳定可靠的全球化粮食生产与供给体系。

——政商协同是根本保障。我在多年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打交道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他们在政商关系上的合力与协同。在协调投资准入、通关便利、知识产权保护、税收减免、政府采购乃至行业标准等诸多方面，冲在第一线的往往都是政府。比如当年的3G电信标准，就是由于欧美国家政府共同施压，迫使中国同时批准实施三个国际标准。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不测，往往就会束手无策，导致血本无归。我国企业在这一方面的教训很多，对于“走出去”多有消极抵触。因此，政府的支持和服务不可或缺，特别是要形成多部门联动机制，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吃“定心丸”。

——产业配套是重要基础。任何产业都不可能是孤岛，而是必须有完整配套的产业链。在这一方面，日本企业的国际化非常值得借鉴，他们基本上都是集群式出海，抱团式竞争，成功的概率很高。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是单兵突进，许多企业很快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尤其是农业周期较长，对基础设施、自然条件、上下游配套的要求更高，必须依赖于体系的完整性、可靠性。我在俄罗斯远东看到，上百家中国农业企业已经落地，但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集中于生产端，而在基础设施、生产资料、生产服务、科技支持、金融保险、加工贸易、期货市场等环节几乎空白。这种产业体系的构建单靠企业自身很难做到，必须由政府或行业组织进行规划统筹。

四、种子，种子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反映农业科技水平的关键指标，也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习总书记在多个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既说明种业的极端重要性，又指出我国种业的差距和不足。中国种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我从各种渠道了解的信息非常混乱，有的说好得很，也有的说糟得很。以我的亲历所见，可以认为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多数领域缺乏竞争力，有些方面还陷入不断引进的怪圈。

——2018年我国种子市场规模1201亿元。其中玉米市场最大，达300亿元，约一半左右是洋种子；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市场也在300亿元，其中土豆、辣椒、西兰花、胡萝卜等高端品种基本上依赖进口。在著名蔬菜集散地山东寿光，洋种子占到60%以上，高端品种占到80%以上。

——养殖业中，猪、牛、羊和鱼虾等水产品品种严重依赖进口。其中种猪长期依赖进口，高峰时一年进口2万头。世界三大种猪（丹麦长白猪、英国大约克夏猪、美国杜洛克猪）垄断中国98%的市场，本土猪只占到2%。

——2018年全球十大种业巨头营收排行榜，中国仅有隆平高科一家入围，营收5.2亿美元，不及孟山都的1/20（107亿美元）。全国近6000家左右种企，全部销售收入仅相当于孟山都一家，前10强企业市场占有率不到20%，前50强种子企业研发总投入不到孟山都一家的1/7。

——发达国家育种技术已进入“生物技术+信息化”的4.0时代，我国绝大多数种企仍处在以经验式传统育种为主的2.0时代，生物育种核心设备主要依赖进口，总体水平相差大约10年。

——据农业农村部官员提供的信息，中国种业领域拥有全球最多的研发人员，全球最多的财政资金投入，甚至全球最多的品种审定。仅2021年玉米审定品种919个，水稻审定品种677个，棉花审定品种39个，大豆审定品种86个。如果加上过去历年审定的品种，成绩不可谓不大。但这些品种有多少是真正有推广价值的？又有多少最终形成了规模化应用？

前几年我曾在京参加过一个科技部组织的种业振兴行动计划讨论会，计划投资是7年700亿，与会者大多是业界科技大咖。令我失望的是，大家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分掉这700个亿，这种情形已经持续多年，做研究异化成了“切蛋糕”。我在会议快结束时发言说，科技部请我们来是讨论种业振兴计划，而不是如何分项目分钱。既然如此，那么中国种业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中国种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如果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把钱分了，7年后我们能交出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吗？中国种业能够因此而振兴吗？

我国农业要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型，种业必须先行。中化花了3000个亿并购瑞士先正达，创下中国海外并购的纪录，足以说明决策层多么焦虑，发展种业的决心有多大。这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对振兴种业给予了极大关注，推出了各种行动计划。有的大幅度增加投入，有的重金引进优秀人才，有的搭建高水平公共平台，还有的大手笔实施“种业硅谷”。但是，这些措施能否解决种业发展中的瓶颈性问题，包括企业主体不突出、市场高度分割、产业集中度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科研单位自我循环、公共资源无法共享等，还是个很大的未知数。我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重视与否，也不在于资金和研发，而是如何构建起有利于种业发展的产业生态。

第一，以企业为主体。种业说到底是产业，必须遵循产业自身的客观规律，核心就是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只有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才能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以应用为导向的完整产业体系和价值闭环。孟山都、先正达、先锋、拜耳等种业巨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是市场和企业家起了决定性作用，是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了优胜劣汰。

我国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一是科研单位在种业发展中唱主角，育种家主导着种业政策和资源配套的话语权；二是市场竞争不充分，6000多家种企低水平较量，优不胜劣不汰；三是绝大多数种企只是满足于种子扩繁，与国际种业航母型企业的原始创新、产业链布局、全球化拓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把种业问题的板子打到科研上，这是一个误区。其实科研和育种只是种业的环节之一，而产业涉及到的问题远比技术更为复杂，包括实际应用场景、技术组合及可靠性、成本控制、配套服务、产业链配套组织等等。紧紧围绕企业主体做文章，让技术、资金、人才、商业模式等要素配置服从于市场规律和商业逻辑，这是种业振兴的根本出路。

第二，打造中国“瓦赫宁根”。毫无疑问，大学和科研院所在种业体系中的功能至关重要。但是，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技术—经济范式至今仍在延续，即科研单位搞研发、企业搞转化的路子，实际上已经很难走下去了。这些年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获得的资源不可谓不多，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科研和产业毕竟是两码事，在功能、目标和机制方面完全不同。基于市场导向的研发与基于技术导向的研发，可以通过产学研结合实现协同，但决不是从上到下、从先到后的线性关系。另一方面，科研活动中内卷现象严重，许多科研人员热衷于做课题、争经费、发论文、评职称，形成了大量无效的重复研究。大机构难以形成大科学、大合作，科研活动中各自为战、相互封闭，种质资源、数据信息、研究成果、仪器设备大多为课题组甚至个人所有，完全谈不上共有共享。在遍地开花的数千家种企中，有不少还是科研人员的“自留地”，公私不分，自我循环。以公共资源主办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却普遍处于公而不共的状态，与企业之间更多的是竞争而非合作，这已成为中国种业的顽疾。

我认为，应当充分借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成功经验，在全国不同地域和环境的农业区划中打造若干个中国版“瓦赫宁根”。一是明确功能定位，将大学和科研院所严格限定在种业的关键和共性技术研发、基础数据、人才培养等环节，不能向产业链端延伸，更不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市场竞争。二是依托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区域性种业公共服务平台，保证种质资源、基础数据等公共资源的充分共享，为全社会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撑和服务，决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三是打造产学研协同机制，统一规范成果转化、人才交流、科研服务、项目合作等行为，禁止科研人员以公共资源进行个人交易和盈利，还公为公。

第三，重构种业生态。我国种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某个环节薄弱，而是系统性问题，是产业生态问题。如果不能回到规律和逻辑的轨道上，即使重视程度再高，投入再多，可能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我认为，政府部门应当尽快从抓种业项目、抓技术攻关、抓品种审定等微观事务中退出，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大力度重构种业生态系统，既要补强短板，更要实现体系的优化重组。目前最为重要的工作，一是规范市场秩序，避免恶性竞争、不公平竞争，特别是要坚决禁止以公共资源；二是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整治和打击普遍的侵权行为；三是提高种业经营门槛，鼓励企业大规模兼并重组，大幅提升种业集中度；四是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种业，打造以种业为核心，上下游关联配套的种业航母。

第四，转基因尽快“破冰”。早在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中，转基因技术就被列入16个重大专项之一。至今16年过去了，我国在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应用上依然原地踏步，起大早赶晚集，显著拉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几百亿的研发经费投出去了，却没有支撑起哪怕只是起步的产业，不能不说是我国种业历史上的咄咄怪事。我了解到许多研究人员因为看不到希望而流失，如果连队伍都散了，那就等于失去了追赶的可能。对于这样一个高度确定的生物技术重要方向，一个已在全世界累计推广面积达几十亿亩的技术，一个已经登上几十亿人口餐桌的食品， 我们还需要等什么、等多久？中国科技进步很快，转基因可以说是最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领域之一，这是个难得的跨越式机会，应当以历史担当的精神牢牢抓住。

科技进步从来都是伴随着争论，但结果必须服从于基本逻辑和有效证据。转基因是“恶魔”吗？我曾在一个内部讨论中指出，1）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物种，都是从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的，是物种间基因不断变异和转移的结果，包括人类自身。2）我们吃的所有食品，都是食物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份，而不是基因。比如吃猪肉，吃的是动物蛋白，而不是吃猪的基因。3）每个人都注射过疫苗，而许多疫苗都是利用了转基因技术，那么是不是应该废除疫苗接种？胰岛素也是转基因的，全世界几亿人每天都在使用，是否应该禁止？4）美国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等，到今天已经几乎100%了。如果说转基因食品不安全，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美国政府枉顾民众生命健康？我国科学家研制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已经获得美国FDA认证，这是不是中国对美国的灭种“阴谋”？5）我国自2001年开始允许美国转基因大豆进口，可以说2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食用含转基因成份的食品。不允许推广应用自己研制的转基因品种，这是不是典型的作茧自缚？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去年不幸去世，举国哀痛。我与袁先生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流，亲身感受到卓尔不凡的大师风范与情操。他一生致力于让中国人吃饱饭，晚年心念不已的仍然是如何让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为老人写了一幅挽联：一生耕耘国士无双只为稻菽香谷满仓百姓余粮；万世师表忠魂长留但求民丰乐国富强社稷安康。先生已逝，后来者自当百倍奋进，方不负重托和韶华。

本文中所涉及内容均为梅永红名誉会长回忆所写，无偿奉献给广大读者参阅，如有不当之处，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