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近日，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梅永红名誉会长

制度重于技术

梅永红

（2021年11月11日）

制度重于技术，这是吴敬琏先生一本著作的书名。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一个是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一个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在我看来，其核心不是比较制度和技术孰轻孰重，而是强调制度建设对于技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同吴先生的观点。从1998年进入科技部调研室工作开始，我就对科技体制问题高度关注。2006年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之后，科技体制改革成了我的职责范围，更是感到责无旁贷。我由衷地认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远未触及，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可谓任重而道远。

一、产学研结合制度没有完全落到实处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最初的目标，是要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促进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产学研结合是这一改革的主要路径，包括最初的“星期日工程师”、校（院）办企业、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之后的开发类院所企业化转制、公益类院所分类改革等等，都是特定历史阶段有益的探索。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企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全社会的70%以上，一些高科技企业年投入研发经费上十亿甚至百亿、千亿级的水平，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活动仍然大量游离于产业之外，诸多核心技术仍然严重受制于人。最近看到一个数据，2020年全国高校获得的专利总数占到60%以上，问题是这些专利中究竟有多少是宝贝，又有多少是垃圾？最终能够真正实现转化的又有几何？

现在看来，关键可能不在于政府和科研机构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怎样的激励政策，而在于结构体系出了问题，从而导致不同主体在技术创新中的功能定位混乱不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活动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只是承担生产功能，成果转化是指令性的，无所谓市场概念、成本概念。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技术来源多元，性价比、可靠性、先进性、可配套性等成了关键，以学术为主要导向、学科间高度分割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不再。于是，多数企业选择直接从国外进口技术，还有一些企业自我组织技术研发。拥有最多高层次人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貌似高大上，但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往往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花瓶。

结构性问题的症结在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究竟在创新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打个比方，如果让耍惯大刀的关公换上梁山好汉李逵的双板斧，结果会是怎样？这些年来，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成了“四不像”，既是科研单位又是企业，既是公益性又是盈利性，几乎没有一所大学和科研单位不把盈利作为目标之一。一些985综合类大学和科研院所既做基础研究又做技术开发，既抓战略技术又抓实际应用，似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俨然成了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齐天大圣。

这种混乱的结构和功能定位，不仅使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特长、人才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有大量公共资源，又使得这种竞争关系完全处于不公平、不对等的状态，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以种业为例，全国7000多家种业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大学和科研院所直接或间接创办的。一个掌握育种材料和品种权的教授，往往对应着一家或几家种子公司，要么直接操盘，要么幕后操控，一边吃着皇粮一边喝着小酒，无须顾及市场的优胜劣汰。我认为中国种业长期陷入分散落后的局面，相当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科研和产业活动的低水平重复。

我曾赴荷兰考察赫赫有名的瓦赫宁根大学（简称瓦大）。许多人都知道荷兰农业以科技见长，一个农业资源并不占优势的北欧小国，居然成了全球为数不多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可以说瓦大功不可没。这所大学是荷兰农业之基，几乎所有的农业企业都与瓦大息息相关。我们在考察中清楚地看到，瓦大自身不做产业，甚至连作物品种都不涉及，只是为企业和农户提供材料、数据、科研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让专业机构做专业的事，各主体之间相互协同而不是恶性竞争，这是荷兰农业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如何让高校和科研院所回归本原，这是科技体制改革中迟迟未能明确回答的难题。其中涉及的不只是结构和功能定位调整，还包括财政预算、社会保障、现有机构的组织及人员体系等复杂问题，所以在改革中多以回避了事。即使在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于事企不分这一问题也只能模糊处理。今天，当科技越来越成为瓶颈约束的时候，以往的就事论事已经很难取得实际效果，继续拖延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和被动。当务之急是要以破釜沉舟的非凡勇气与历史担当，在做好国家创新体系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各自功能定位，形成各司其职、良性互动的格局。

二、院士管理制度严重异化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以来，国人对于人才特别是以院士为代表的高端科技人才寄予了特别情感，这个群体的影响力之大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曾与许多德高望重的院士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宋健、周光召、徐冠华、袁隆平、王大珩、师昌绪、孙家栋、吴良庸等院士不仅学贯中西，而且矢志学术报国，一生奉献，令人高山仰止。士者，国之重器，我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近些年来院士制度在许多方面已被严重异化，这是不争的事实。突出表现在，第一，院士身份的利益化，与其本来的学术性、荣誉性背道而驰；第二，强化了学术科层制，学阀之风盛行，限制了正常的学术交流与批判；第三，门派林立，排斥异己，人为掌控学术资源的走向与配置；第四，学术腐败，院士推荐和评选中往往有赖于人际关系乃至利益输送，还有的人为了当选院士不惜拼凑成果甚至学术造假，争名逐利风气不断滋长。虽然这些现象并非主流，但对于中国科技生态的破坏性不容小视。院士被推向神坛，无助于中国科技的飞跃，反而有可能造成学术风气的功利化、庸俗化。

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经历过与院士制度相关的一个事件。时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参评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他的主要科研成果明显存在剽窃、拼凑之嫌，并被实名举报。我们接到详尽资料的举报信后，按职责分工转给了主管机构，没有得到任何反馈。最终评选结果仅差一票当选，近2/3的院士投了赞成票。其后张曙光因贪腐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亲口承认参评院士花了2000余万元。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那些投了张曙光一票的院士们是否有过一丝愧疚?他们真的认为张曙光具有当选中科院院士的学术水平吗?

我国院士制度是西方泊来品，那么西方国家的院士制度又是怎样的呢？2006年我们曾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令人深思。除了俄罗斯之外，其它国家的所谓院士制其实都是松散的会员制，美国是科学学会，英国是工程学会，第三世界科学院更是一个联合会。法国是最早建立院士制度的国家，在法兰西学院300多年的历史中，一共产生过700多名院士，平均每年仅产生两名。德国的院士制度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学术组织，没有个人申请和拉票，所有的院士都是当选后才知道的，不与任何物质利益挂钩。美国的院士制度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是独立的非营利性团队，也是荣誉性的咨询机构，联邦政府不提供直接拨款，院士不享有任何特权。综合来看，各国院士都是学术性、荣誉性、非利益化。

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院士制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无处不在的特权。只要当上院士，可以说一步登天，几乎可以享受一切特权，包括住房、医疗、交通、薪酬、项目、经费、评奖、其他社会荣誉等等。许多地方政府将院士待遇与副省级干部挂钩，形成了学术界的“官本位”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利益导向，使得一些院士疏于学术，整天忙于评奖、项目评审、论坛等各种社交应酬。一些日理万机的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也纷纷削尖脑袋跻身院士行列，以期“老有所养”。一些青年学者刚刚有了点学术成就，就开始精心规划如何尽早戴上“院士”帽子，成为“学术贵族”。院士成为广大学人乃至全社会追捧的明星，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这绝非中国学术之幸。

我在科技部任职期间，曾通过内部报告的形式，对院士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意见：1、恢复院士学术荣誉性称号，不享有任何附加特权；2、中科院学部与作为实体的中国科学院脱钩，成为独立的学术团队；3、院士选举均采用匿名举荐和投票，取消个人申请，坚持少而精；4、建立院士正常退休制度，取消职业终身制；5、规范院士职业行为，鼓励专注学术，大幅减少兼职和不必要的社会活动；6、限制地方政府以院士名义打造“学术形象工程”，扼制院士“花瓶现象”。这些意见不尽全面，而且时过境迁，但我仍希望能对今天的改革有所借鉴。

三、科技奖励制度有待完善

与院士制度类似，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建立也是为了体现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和尊重，鼓励科技人员的创造发明。在改革开放之初，科技奖励对于激发和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从靠边站的“臭老九”到鲜花簇拥的时代精英，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全面提高。

之所以在这里专门提出科技奖励制度问题，是因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奖励的导向性出了问题。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不是因为热爱科学而科研，而是为了获奖而科研。因为只有获奖了，才能有更高的职称，有更多的项目和经费，有更好的薪酬，有更体面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有了奖励，才有了科技人员的生存和发展之基。于是，从申请项目到课题结题，从申请专利到发表文章，一切都是为了获奖而设计，科技奖励成了大多数科研人员的主要行为与价值导向。

对于这一现象，有的人认为无可厚非，因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做科研就应该获奖，得到国家的认可有何不可?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第一，科研活动的目的不应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为了人类福祉，为了国家富强。对理想的追求从来都是内化于科学精神，是科学家永恒的价值追求。第二，以获奖与否评价科学和科学家，并以此与各种待遇挂钩，这与商业社会的争名逐利、升官发财是同样的道理，其结果必然导致合作精神的丧失和科学道德的滑坡。第三，科学研究需要的是耐心和坚持，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这种局面有赖于良性的科研生态，而不是用金钱和荣誉砸出来的。急功近利永远与科技无缘！第四，科技进步与否不是专家评出来的，而是市场检验的结果，是消费者用票子投出来的。用各种数据拼凑出来的科技进步奖，往往成了科技界内部的自说自话。第五，评审专家在许多跨领域评审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甚至还会滋生不少寻租问题，评审的公开性、公正性一直受到质疑。

我当年曾经担任过一次科技进步奖的评委，评选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奖。10多个评委对几十家申报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预评审，并由企业主管电话汇报答辩，每人5分钟。多名评委只参加了半天会议，也对没有答辩的企业打分定论。华为是参评企业之一，因为答辩不够精彩而在第一轮投票中被刷掉。我作为专家组副组长据理力争，认为评委的价值不仅只是看书面材料和答辩情况，还应当对产业和参评企业实际情况有基本的了解和把握。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评上，我认为也应当非华为莫属。之后华为勉强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获得了二等奖。此后我再无兴趣参与这种评奖游戏。

基于广泛的调查研究，我认为适当奖励是必要的，但不应唯奖是举，从而引导科技人员把获奖作为科研的目的。为此我们曾提出对科技奖励制度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意见包括：1、大幅度减少奖励数量，尽量做到少而精，宁缺勿滥；2、取消科技进步奖，让市场作为评定结果的唯一依据；3、从奖项目转向奖人才，人才是科研的灵魂；4、设立青年科学家奖，每年10人，鼓励青年人才脱颖而出；5、自然科学奖适当引入国际同行专家参评；6、弱化政府奖励，鼓励社会设奖。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这项方案遭到了科技管理系统几乎一致的反对。有的同志认为，科技奖励是整个科技政策体系的重要一环，人才、经费、职称等政策措施都是与奖励挂钩的，调整改革幅度过大将会对科技界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还有的同志认为，科技奖励是科技管理部门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引起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科技人员的高度关注，为什么要“自废武功”？我参加了多次讨论，总体感觉奖励制度改革确实不能操之过急，尤其需要与其它各项改革协同推进。但科技奖励不应被视为一项权力，判断改革是否必要的依据不是权力扩大或缩小，而是能否促进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我国在学术方面起步较晚，相对落后，学习借鉴应当是第一位的，“中国特色”是第二位的。在此简要介绍一些国家的政府科技奖励制度，权作他山之石。美国的国家科学奖是1959年设立的，由美国总统授予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规定每年可以奖励20人，实际上每年约12-15人获奖，由14名总统任命的科学家独立评选，为美国最高的科学荣誉。瑞典的政府科技奖是1980年设立的克拉福德奖，授奖学科包括数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和生物科学领域，每年只奖励其中一个学科，奖励个人不多于3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科研奖章是1937年设立的，每年颁发一次，其中金质奖章一枚，银质奖章10枚，铜质奖章24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科技奖均为社会力量设奖，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等。

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202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卫.卡德准备了一个单独车位，但这位获奖者从不开车去校园，他天天骑自行车。这所大学已经有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为他们准备的礼物都是一个单独的车位，没有一分钱的奖金。是美国不重视人才吗?是加州大学不看重诺贝尔奖吗?显然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奖励不代表一切，学术更需要的是清静和超凡脱俗，而不是喧嚣与功利。因获奖而名利双收，这是科学的累赘。

四、学术管理制度官僚化严重

几年前，我国一所高校在校内公开选聘一位处级干部，结果居然有100多名教授副教授报名参选。这种现象曾被媒体关注，但很快就被人们所淡忘。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在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行政权力居于学术之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行政化的不断强化，使得学术机构越来越官场化、世俗化，急功近利之风日盛，值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目前学术行政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政主导学术资源，以官员权力取代学术争鸣。体制内的高校全部都有行政级别，几十所副部级高校的定位更是将学术行政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行政权力大小的背后则是资源配置的差异化，有权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学术话语权和更多的学术资源，而学术本身反而成了配角。这种体现权力至上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与追求学术平等与批判的科学精神并不一致。第二，行政主导学术评价，带来过度的量化和外在化。论文成为所有学术门槛的通行证，千军万马写论文，甚至于做手术的医生不是以手术质量论水平，而是以发表论文分高下，大跃进式的拼论文覆盖了学术圈的所有环节。第三，行政主导人才评价，只有得到政府认可的人才才是人才。各级政府和部门纷纷推出各类人才“圈地”政策，上有长江学者、杰青计划、千人计划、青年千人等，下有各地以名山大川江河湖海为标志的人才计划，诸如珠江人才计划、泰山人才计划等。每一个人才计划都对应着相应的标准、待遇，使得广大学者拼命跻身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富有含金量的定位。

学术自由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创新力的源泉。所有新的思想和认知，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产生的。如果行政化的科层制主导了学术活动，那么服从上级与追求四平八稳就必然成为基本的游戏规则，没有几个人敢于叫板强大的制度体系。甚至于演化到一定程度，许多人还会不自觉地成为这一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多年前钱学森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伟大的科技人才？我认为既有中国学术积累不够的问题，也与目前的学术风气有很大的关系。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是权威钦点的吗？是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出来的吗？是众多学术名号堆出来的吗？是用钱可以衡量的吗？这些问题如果回答不了，我们又如何建构起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

科学研究从来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而行政化往往强调明确的路径和目标。最近有一篇文章，从两篇光学论文对中国和俄罗斯科研体系进行了比较，从而看出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俄罗斯科学院微结构物理研究所用于极紫外EUV光刻镜头镀膜的离子束抛光设备中，真空腔自研，五轴工作台自研，三束离子束自研，控制软件和算法自研。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发表的2米直径SiC反向镜坯磨削论文，磨削设备由德国进口，磨削轮检测设备由德国进口，镜面检测设备由美国进口，镜面分析软件由美国进口。文章作者由此诘问，中国的科研体系到底在研究什么呢？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科研机构并不少见，上点档次的仪器设备基本上都是洋货。大家普遍不愿意做“冒险”的事，依靠欧美科研体系的“洋拐杖”，做着“跟班式”科研，怎么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这种“好日子”过久了，许多人已经淡忘了投身科研的初心。

科学研究还必须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是苦行僧式的执着，是“寂寞的长跑”。“赛先生”进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了，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仍然更多地停留在“器”与“用”的层面，而追求科学真理、探究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还远未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投身科学的终极价值追求。在行政主导的大环境中，没有多少人愿意为未来而投资。科学研究只是服务于短期政绩的工具，科学家们往往只是听命于行政指令，“计件劳动”，急功近利，快出成果，类似写字楼里的白领，很难享受科学研究的自由与乐趣。

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件来自诺贝尔博物馆的折叠式木尺，上面标刻着自1800年至2000年的200年间，人类取得的所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最近我还看了一本书《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来自中国的贡献基本上都是1000年前的，而近现代的贡献微乎其微。同样秉承东方传统文化的近邻日本已经在过去21年间获得20个诺贝尔奖，我们的下一个屠呦呦又在哪里?与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一样，科学技术进步也有其特定的规律，而学术的行政化和科层制绝对与科学规律相悖。中国科技既需要信心，还要有自省和改变的勇气。

五、科研诚信制度亟待净化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全球25家知名杂志撤回中国学者发表的913篇论文，主要原因是涉嫌造假、剽窃或者图片与数据不严谨，涉及的大学包括吉林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中国医科大学等中国一流大学。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学者撤稿比例逐年提高，2021年已占到48%。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则消息不仅主流媒体不关注，学术界内部也几乎波澜不兴。

另一则消息也令我瞠目结舌，中科院的一位院士发表论文数多达2731篇，仅2020年一年就发表了158篇。在这则消息中，发表1000多篇论文的院士更是大有人在。这种近乎天文数字般的论文数量，难道真的是中国科技的光彩?把反逻辑当作体面，把学术规范视为儿戏，这对于科技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更为极端的案例是2003年发生在上海交大的陈进“汉芯”事件。一个曾在摩托罗拉供职过的初级测试工程师，凭借自己超强的表演技巧，将国家多个部委和多位国内顶级专家忽悠得心花怒放。陈进不仅获得了大量经费支持，据有关资料统计高达11亿元，而且将中国学界最炫目的各种荣誉称号集于一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不亦而足。殊不知当时被多位院士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集成电路”，是“我国芯片技术研究获得的重大突破”，竟然是从国外买回的芯片将表面原有标志用砂纸磨掉后“研制而成”的。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陈进本人毫发无损地前往美国继续逍遥人生。

15年前，我在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期间，曾经兼任由多部委联合成立的国家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主任，对科研诚信问题有过多年的跟踪关注。那时我们已经意识到，科研不端行为不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两个科研成果掺水多少的问题，而是败坏学术风气，对中国科研事业将带来深层的伤害。所以当时我们提出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意见，寄希望于以不可承受的代价，让学术不端者心生敬畏。现在看来，我们显然低估了学术不端的严重性，也低估了学术界的容忍度。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两条，一条是体制机制导向问题，我已在前文中有过许多分析，核心是急功近利，让科学研究与功名利碌紧密关联，而潜心研究的人难有容身之所，许多诺大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另一条是科学精神的缺失，作为泊来品的中国科学未能获得深厚的人文滋养。科学与人文的貌合神离，使得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家园尚未成型，许多人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投身科研，也不知道将魂归何处。独立于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自然科学形态是不完整的，也注定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文化是科学和创新的灵魂。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相互作用的。特别是哲学思想给科学家以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提供普遍的规范和原则。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名著表现出来的。全球著名的美国桑塔费研究所，从事复杂科学研究的团队不仅有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还有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告诫说：“大多数人认为，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探求真理的权利也含有责任”。文化是无形的，但在科学的进程中又无所不在，甚至决定着科学的走向和结果。

我国自古以来，知识界被称之为“净土”，知识分子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唐代诗人杜甫诗云：“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1000年前，张载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也”。这些至理名言既反映了我国古代学人超凡脱俗、甘于寂寞的严谨治学态度，又体现了心系民间疾苦的士大夫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界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钱学森、邓稼先、蒋筑英、陈景润、袁隆平……，学术报国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这是中国科技事业不断进步的坚实基础。

但是，我们对西方科学的学习，长期着眼于最终的理论形态，而忽视了科学历史，即科学理论获得的过程，以致于科学越来越呈现为抽象的、枯燥的、缺乏人情味的数字和公式。特别是今天，学术界与商业界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已经被打破。在一些学者的身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发生异化。更有极少数学者为了眼前利益，不惜弄虚作假，走到了科学的反面。科学界对此不能保持沉默，而是要象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一起站出来维护科学共同体的荣誉和尊严。套用一句名言，一旦雪崩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上，我还是坚持认为应当“零容忍”，这也是世界各国对于此类问题的普遍做法。科研诚信是科研工作者的底线，没有任何人可以突破，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宽容，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对此责无旁贷。同时，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科技评价、奖励、职称和用人机制，让科学家们能够心无旁鹜，潜心于学术。净化学术环境，这是中国科学的希望所在。

的导向性出了问题。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不是因为热爱科学而科研，而是为了获奖而科研。因为只有获奖了，才能有更高的职称，有更多的项目和经费，有更好的薪酬，有更体面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有了奖励，才有了科技人员的生存和发展之基。于是，从申请项目到课题结题，从申请专利到发表文章，一切都是为了获奖而设计，科技奖励成了大多数科研人员的主要行为与价值导向。

对于这一现象，有的人认为无可厚非，因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做科研就应该获奖，得到国家的认可有何不可?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第一，科研活动的目的不应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为了人类福祉，为了国家富强。对理想的追求从来都是内化于科学精神，是科学家永恒的价值追求。第二，以获奖与否评价科学和科学家，并以此与各种待遇挂钩，这与商业社会的争名逐利、升官发财是同样的道理，其结果必然导致合作精神的丧失和科学道德的滑坡。第三，科学研究需要的是耐心和坚持，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这种局面有赖于良性的科研生态，而不是用金钱和荣誉砸出来的。急功近利永远与科技无缘！第四，科技进步与否不是专家评出来的，而是市场检验的结果，是消费者用票子投出来的。用各种数据拼凑出来的科技进步奖，往往成了科技界内部的自说自话。第五，评审专家在许多跨领域评审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甚至还会滋生不少寻租问题，评审的公开性、公正性一直受到质疑。

我当年曾经担任过一次科技进步奖的评委，评选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奖。10多个评委对几十家申报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预评审，并由企业主管电话汇报答辩，每人5分钟。多名评委只参加了半天会议，也对没有答辩的企业打分定论。华为是参评企业之一，因为答辩不够精彩而在第一轮投票中被刷掉。我作为专家组副组长据理力争，认为评委的价值不仅只是看书面材料和答辩情况，还应当对产业和参评企业实际情况有基本的了解和把握。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评上，我认为也应当非华为莫属。之后华为勉强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获得了二等奖。此后我再无兴趣参与这种评奖游戏。

基于广泛的调查研究，我认为适当奖励是必要的，但不应唯奖是举，从而引导科技人员把获奖作为科研的目的。为此我们曾提出对科技奖励制度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意见包括：1、大幅度减少奖励数量，尽量做到少而精，宁缺勿滥；2、取消科技进步奖，让市场作为评定结果的唯一依据；3、从奖项目转向奖人才，人才是科研的灵魂；4、设立青年科学家奖，每年10人，鼓励青年人才脱颖而出；5、自然科学奖适当引入国际同行专家参评；6、弱化政府奖励，鼓励社会设奖。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这项方案遭到了科技管理系统几乎一致的反对。有的同志认为，科技奖励是整个科技政策体系的重要一环，人才、经费、职称等政策措施都是与奖励挂钩的，调整改革幅度过大将会对科技界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还有的同志认为，科技奖励是科技管理部门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引起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科技人员的高度关注，为什么要“自废武功”？我参加了多次讨论，总体感觉奖励制度改革确实不能操之过急，尤其需要与其它各项改革协同推进。但科技奖励不应被视为一项权力，判断改革是否必要的依据不是权力扩大或缩小，而是能否促进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我国在学术方面起步较晚，相对落后，学习借鉴应当是第一位的，“中国特色”是第二位的。在此简要介绍一些国家的政府科技奖励制度，权作他山之石。美国的国家科学奖是1959年设立的，由美国总统授予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规定每年可以奖励20人，实际上每年约12-15人获奖，由14名总统任命的科学家独立评选，为美国最高的科学荣誉。瑞典的政府科技奖是1980年设立的克拉福德奖，授奖学科包括数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和生物科学领域，每年只奖励其中一个学科，奖励个人不多于3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科研奖章是1937年设立的，每年颁发一次，其中金质奖章一枚，银质奖章10枚，铜质奖章24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科技奖均为社会力量设奖，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等。

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202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卫.卡德准备了一个单独车位，但这位获奖者从不开车去校园，他天天骑自行车。这所大学已经有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为他们准备的礼物都是一个单独的车位，没有一分钱的奖金。是美国不重视人才吗?是加州大学不看重诺贝尔奖吗?显然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奖励不代表一切，学术更需要的是清静和超凡脱俗，而不是喧嚣与功利。因获奖而名利双收，这是科学的累赘。

四、学术管理制度

几年前，我国一所高校在校内公开选聘一位处级干部，结果居然有100多名教授副教授报名参选。这种现象曾被媒体关注，但很快就被人们所淡忘。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在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行政权力居于学术之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行政化的不断强化，使得学术机构越来越官场化、世俗化，急功近利之风日盛，值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目前学术行政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政主导学术资源，以官员权力取代学术争鸣。体制内的高校全部都有行政级别，几十所副部级高校的定位更是将学术行政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行政权力大小的背后则是资源配置的差异化，有权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学术话语权和更多的学术资源，而学术本身反而成了配角。这种体现权力至上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与追求学术平等与批判的科学精神并不一致。第二，行政主导学术评价，带来过度的量化和外在化。论文成为所有学术门槛的通行证，千军万马写论文，甚至于做手术的医生不是以手术质量论水平，而是以发表论文分高下，大跃进式的拼论文覆盖了学术圈的所有环节。第三，行政主导人才评价，只有得到政府认可的人才才是人才。各级政府和部门纷纷推出各类人才“圈地”政策，上有长江学者、杰青计划、千人计划、青年千人等，下有各地以名山大川江河湖海为标志的人才计划，诸如珠江人才计划、泰山人才计划等。每一个人才计划都对应着相应的标准、待遇，使得广大学者拼命跻身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富有含金量的定位。

学术自由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创新力的源泉。所有新的思想和认知，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产生的。如果行政化的科层制主导了学术活动，那么服从上级与追求四平八稳就必然成为基本的游戏规则，没有几个人敢于叫板强大的制度体系。甚至于演化到一定程度，许多人还会不自觉地成为这一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多年前钱学森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伟大的科技人才？我认为既有中国学术积累不够的问题，也与目前的学术风气有很大的关系。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是权威钦点的吗？是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出来的吗？是众多学术名号堆出来的吗？是用钱可以衡量的吗？这些问题如果回答不了，我们又如何建构起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

科学研究从来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而行政化往往强调明确的路径和目标。最近有一篇文章，从两篇光学论文对中国和俄罗斯科研体系进行了比较，从而看出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俄罗斯科学院微结构物理研究所用于极紫外EUV光刻镜头镀膜的离子束抛光设备中，真空腔自研，五轴工作台自研，三束离子束自研，控制软件和算法自研。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发表的2米直径SiC反向镜坯磨削论文，磨削设备由德国进口，磨削轮检测设备由德国进口，镜面检测设备由美国进口，镜面分析软件由美国进口。文章作者由此诘问，中国的科研体系到底在研究什么呢？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科研机构并不少见，上点档次的仪器设备基本上都是洋货。大家普遍不愿意做“冒险”的事，依靠欧美科研体系的“洋拐杖”，做着“跟班式”科研，怎么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这种“好日子”过久了，许多人已经淡忘了投身科研的初心。

科学研究还必须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是苦行僧式的执着，是“寂寞的长跑”。“赛先生”进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了，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仍然更多地停留在“器”与“用”的层面，而追求科学真理、探究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还远未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投身科学的终极价值追求。在行政主导的大环境中，没有多少人愿意为未来而投资。科学研究只是服务于短期政绩的工具，科学家们往往只是听命于行政指令，“计件劳动”，急功近利，快出成果，类似写字楼里的白领，很难享受科学研究的自由与乐趣。

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件来自诺贝尔博物馆的折叠式木尺，上面标刻着自1800年至2000年的200年间，人类取得的所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最近我还看了一本书《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来自中国的贡献基本上都是1000年前的，而近现代的贡献微乎其微。同样秉承东方传统文化的近邻日本已经在过去21年间获得20个诺贝尔奖，我们的下一个屠呦呦又在哪里?与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一样，科学技术进步也有其特定的规律，而学术的行政化和科层制绝对与科学规律相悖。中国科技既需要信心，还要有自省和改变的勇气。

五、科研诚信制度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全球25家知名杂志撤回中国学者发表的913篇论文，主要原因是涉嫌造假、剽窃或者图片与数据不严谨，涉及的大学包括吉林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中国医科大学等中国一流大学。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学者撤稿比例逐年提高，2021年已占到48%。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则消息不仅主流媒体不关注，学术界内部也几乎波澜不兴。

另一则消息也令我瞠目结舌，中科院的一位院士发表论文数多达2731篇，仅2020年一年就发表了158篇。在这则消息中，发表1000多篇论文的院士更是大有人在。这种近乎天文数字般的论文数量，难道真的是中国科技的光彩?把反逻辑当作体面，把学术规范视为儿戏，这对于科技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更为极端的案例是2003年发生在上海交大的陈进“汉芯”事件。一个曾在摩托罗拉供职过的初级测试工程师，凭借自己超强的表演技巧，将国家多个部委和多位国内顶级专家忽悠得心花怒放。陈进不仅获得了大量经费支持，据有关资料统计高达11亿元，而且将中国学界最炫目的各种荣誉称号集于一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不亦而足。殊不知当时被多位院士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集成电路”，是“我国芯片技术研究获得的重大突破”，竟然是从国外买回的芯片将表面原有标志用砂纸磨掉后“研制而成”的。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陈进本人毫发无损地前往美国继续逍遥人生。

15年前，我在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期间，曾经兼任由多部委联合成立的国家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主任，对科研诚信问题有过多年的跟踪关注。那时我们已经意识到，科研不端行为不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两个科研成果掺水多少的问题，而是败坏学术风气，对中国科研事业将带来深层的伤害。所以当时我们提出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意见，寄希望于以不可承受的代价，让学术不端者心生敬畏。现在看来，我们显然低估了学术不端的严重性，也低估了学术界的容忍度。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两条，一条是体制机制导向问题，我已在前文中有过许多分析，核心是急功近利，让科学研究与功名利碌紧密关联，而潜心研究的人难有容身之所，许多诺大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另一条是科学精神的缺失，作为泊来品的中国科学未能获得深厚的人文滋养。科学与人文的貌合神离，使得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家园尚未成型，许多人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投身科研，也不知道将魂归何处。独立于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自然科学形态是不完整的，也注定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文化是科学和创新的灵魂。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相互作用的。特别是哲学思想给科学家以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提供普遍的规范和原则。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名著表现出来的。全球著名的美国桑塔费研究所，从事复杂科学研究的团队不仅有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还有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告诫说：“大多数人认为，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探求真理的权利也含有责任”。文化是无形的，但在科学的进程中又无所不在，甚至决定着科学的走向和结果。

我国自古以来，知识界被称之为“净土”，知识分子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唐代诗人杜甫诗云：“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1000年前，张载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也”。这些至理名言既反映了我国古代学人超凡脱俗、甘于寂寞的严谨治学态度，又体现了心系民间疾苦的士大夫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界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钱学森、邓稼先、蒋筑英、陈景润、袁隆平……，学术报国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这是中国科技事业不断进步的坚实基础。

但是，我们对西方科学的学习，长期着眼于最终的理论形态，而忽视了科学历史，即科学理论获得的过程，以致于科学越来越呈现为抽象的、枯燥的、缺乏人情味的数字和公式。特别是今天，学术界与商业界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已经被打破。在一些学者的身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发生异化。更有极少数学者为了眼前利益，不惜弄虚作假，走到了科学的反面。科学界对此不能保持沉默，而是要象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一起站出来维护科学共同体的荣誉和尊严。套用一句名言，一旦雪崩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上，我还是坚持认为应当“零容忍”，这也是世界各国对于此类问题的普遍做法。科研诚信是科研工作者的底线，没有任何人可以突破，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宽容，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对此责无旁贷。同时，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科技评价、奖励、职称和用人机制，让科学家们能够心无旁鹜，潜心于学术。净化学术环境，这是中国科学的希望所在。

本文中所涉及内容均为梅永红名誉会长回忆所写，无偿奉献给广大读者参阅，如有不当之处，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