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近日，授牌给梅永红先生聘其为名誉会长。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农业部、国家科技部，曾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青联主席。2010年10月调任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9月加盟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曾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现任华大基因董事、华大农业公司董事长兼任碧桂园农业联席董事长、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华大共赢基金董事长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梅先生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曾深度长期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持或参与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高技术产业园区、大型飞机、汽车、现代农业、中医药、跨国并购、科研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许多重大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主持起草过多篇中央及部领导讲话稿和文章，在重点报刊上发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梅先生被聘为我会名誉会长后，十分关心本会发展并对有关工作给予具体热情指导。最近他将自己倾心力作12篇科技杂谈宏文，首次授权本会公众号公开发表，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在征得梅先生同意后，我们以系列“科技论坛”的方式进行分期刊载。这些文章立意深远，视野开阔，诠释了科技与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长远影响，包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宏观战略引导性。“科技论坛”是本会的一个大型专题类高端系列论坛，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梅永红名誉会长

重唤“赛先生”

梅永红

（2022年02月07日）

最近看到几份材料，十分感慨。

第一个是2005年3月，钱学森先生临终前在医院里的一个谈话，他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这就是引发大家关注的“钱学森之问”。

第二个是2009年3月，就职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现任职于中科院三亚深海所所长的丁抗先生写给我一封邮件，他说：“在今天中国的科技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事比立即抑制学术造假、腐败，维护学术诚信更为重要的了。按目前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在中国的学术界要在著名的科研人员中找到有干净记录、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人，恐怕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历史还将记录，我们这些人曾经在这个关键时期负责和参与了国家的科技诚信工作。”当时我兼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主任，丁抗是我们聘请的顾问之一。

第三个是今年1月13日，美国SpaceX公司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成功将105颗小型商业卫星送入地球极地轨道，标志着美国影响未来太空格局的星链计划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标志着免费卫星上网、太阳能充电、神经链接这三项颠覆式技术可能成为现实。正如当年用数字化技术跨越模拟技术一样，美国又一次改变技术赛道，在新的纬度上引领全球方向。颠覆性创新，这是美国多年来面对竞争对手的“独门绝技”，为什么又是美国？

第四个是最近看到一则报道，某大学新任副部级女校长年方52岁，两年多时间从正处级跃升到副部级，是中国31个副部级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中国公办高校中，除了这些副部级之外，更多的是正厅级、副厅级，还有一些是县处级。将高校纳入政府特有的行政级别序列，也许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特色。但在我看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行政级别，无疑是学术行政化的突出标志。

联系到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的围追堵截和极限打压，许多人难免产生对科技现实的焦虑感、挫败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科技确有很大进步，但差距之大也是客观的。尤其是过去我们一直习惯于跟着走，跟踪模仿，这个路子今后还走得通吗？高科技是美国的传统“领地”，是美国对世界实行“赢者通吃”的战略工具。中国在科技上的任何努力与进步，都将被美国视为“原罪”。在这种极端“门罗主义”的思维下，我们即使还能找到一些学习交流的空间，但限制性只会越来越大。未来路在何方？

仁者见仁，政策、体制、人才、项目、资金等等都可以成为科技破局的有效工具，但我认为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培养科学精神。早在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贤就高高举起“赛先生”的旗帜，科学救亡图存成为那一代人的使命。百年后的今天，科学在中国社会乃至科学界究竟地位如何，依然还是个未解的难题。我所说的科学，不只是某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是内化于学界乃至社会的思维方法和行为规范，是人们对科学规律发自内心的敬畏和遵循。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与器，如果说技术是器，那么科学精神就是道和魂，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地基。没有这个地基，我们至多只能看到科学殿堂的浮光略影。

事实也是如此。在迄今全部5000多条科学定律中，中国的贡献不到1%。诺贝尔奖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权威性学术奖项。在600多个自然科学奖获奖者中，中国只有发现青蒿素的屠呦呦先生一人。比较一下，美德英三国占了90%以上，其中美国一家占到一半多，二战后的获奖者更是占到70%以上。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学占到诺奖总数的90%以上，其中哈佛150多名，哥伦比亚大学100多个，英国剑桥大学大学90多个，中国大学还是空白。仅在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就出了近30个诺奖者。北欧小国丹麦总人口不到600万，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地级城市，其诺奖数高达13人，其中哥大的哥本哈根学派出了12个诺奖。日本后来居上，已有30位获奖者，本世纪以来有20位，几乎每年一位。工业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印度、南非、阿根廷、埃及，其获奖数也位列中国之前。

近年来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基本上属于技术或应用科学的范围。比如，我们在互联网、5G、电子支付、量子卫星、高速铁路、共享经济等方面飞速发展，引领全球消费潮流，许多人为此而骄傲。但是，这些突破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没有一项是源自中国的，美国的互联网、欧洲的量子理论、德国的工业4.0才是真正的技术源头。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还有世界首创断手再植、杂交水稻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一项称得上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无论我们承认与否，这就是现实。很多人谈到美国对中国科技“卡脖子”，其实卡的就是基础科学——技术大厦的地基和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都在别人手里。

谈到这里，不能不提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自公元三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始终“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后来迅速落后了，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受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因为儒家思想是关于道德的哲学，以伦理为本 ，注重人的自身修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不是以探索自然界的知识为目的。也有人认为，在西方近代科学萌芽的时期，正是中国严重缺乏自由、扼杀科学发展的明朝洪武时代，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否则将被处死或流放。还有人认为，自秦汉至明清，历代王朝都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护政权稳定，没有社会自由度，没有科学共同体，就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诞生。“李约瑟之问”引发了科技史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但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的缺失应该是大家共同认可的。我试图由此开始，多维度思考中国的科学和科学精神问题。

1、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我在此提供一些有关科学发现的基础信息。欧几里得，公元前330年出生，古希腊著名数学家，传世之作是《几何原本》，开创了欧氏几何学，实现了几何学的系统化、条理化。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年出生，主要科学成就包括几何体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这两位科学家是与中国先哲孔子同一时代的人，那个时期的中国正值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少有的文化鼎盛时期。当时的中国文化多与自然无关，主要是礼乐诗赋、仁义道德，是三纲五常、君君臣臣，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哲学。

再往后看看。哥白尼，1473年出生，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40岁时提出日心说，其著作《天体运行论》是现代天文学的起点。伽利略，1564年出生，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从实验中总结出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和相对性原理，是“近代物理学之父”。笛卡儿，1596年出生，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他建立的解析几何在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牛顿，1643年出生，他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阐述了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奠定了此后300年力学和天文学的基础。高斯，1777年出生，近代数学奠基人之一，发现质数分布定理、正态分布曲线和最小二乘法，以高斯命名的成果达110多个。爱因斯坦，1879年出生，现代物学家，解释了光电效应，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在西方科学风起云涌的300年间，中国正处在从明末到清朝闭国锁国的时代，科举制、文字狱、三叩九拜、裹足以及宫廷内斗是留给今人最多的记忆。两相对比，近代百年屈辱一点也不冤枉。

中国曾经有过“西学东渐”的机会。明末清初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的科学，前后历时百年，但最终被傲慢的乾隆皇帝赶走了。唯一留存下来的就是中国农历，这是由一位来自德国的天主教宣教士汤若望编撰的。汤若望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和医学，于明朝崇祯年间来到中国。他发现当时中国的历法存在很多偏差，便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研究编制新的历法，成为延用至今的中国农历，也是指导我国农业生产的大百科全书。在了解基本事实后，我们对这个曾经引以为傲的农历作何感受？

科学主要是针对自然规律的学问，科学方法讲究演绎推理，而数学则是科学方法的基石，但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现代意义上的数学。明代徐光启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译者之一，他比较了中国古代《九章算术》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运算方法没有原理，只能教人如何计算，而没有回答为什么。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认为中国古代确实没有科学。人们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中药和算术等等古代发明，其实都是属于经验性技术的范畴。

在这个问题上，易中天先生的一个电视对话令我很受启发。他说，“中国儒家文化强调的格物致知，最终目的是平治天下，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一切都是为了现实的、社会的生活，没有真正的科学思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严重的缺失。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科学家出身，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其哲学思想是从自然科学走过来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没有科学传统，从来不讨论第一推动力，而这在西方哲学中是多么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更糟糕的问题，是先王之道悖矣，认为先圣先王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后辈不要想问题。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谁的道？先王之道，也就是伦理之道，不是科学之道、哲学之道；授什么业？就是怎么谋生；解什么惑？因为你领悟不了先王的英明，所以要帮助你解惑。不是先王有什么问题，而是不可以怀疑，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提倡怀疑，不提倡批判，不提倡分析，不提倡实证。哪来的科学？”

2、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古往今来，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带来对新的科学认知的偏差。透过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总是能够看到一个挥之不去的现象：为了维护传统的研究纲领和学派利益，科技界、学术界、主流学派和权威人士总是想方设法压制新思想的萌芽和发展，轻者不予理睬，重者有可能戴上“异端邪说”的帽子。这种科学悲剧的不断重演，不仅使那些敢于突破传统桎梏的研究者倍受摧残和折磨，而且也使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例如：

——1829年，18岁的法国青年学生伽罗华创立了“数学群论”。这是一种深刻处理问题的现代数学方法理论。但当伽罗华将论文交给法国科学院时，却被那些执掌数学之门的大师们遗失了。1831年，伽罗华再次将论文交给数学家泊松，却被这位大师以“完全不能理解”的判决否定了这项伟大发现。当1846年伽罗华的这篇论文正式发表的时候，发现者本人已长眠地下14年了。

——1865年，意大利神父孟德尔在布 尔诺自然科学协会大会上报告了自己的实验论文《植物杂交试验》。当时听者不以为然，反应冷淡，甚至连提问的人都没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既懂数学又懂植物的人太少，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孟德尔太没名气，也没有资历。人们从世俗偏见出发，根本不屑于阅读孟德尔的文章。德国植物学术权威耐格里始终对孟德尔的实验抱着怀疑和冷漠的态度，认为“有机体的起源问题，是植物生理学中一门高超的学问，只有那些在最模糊专业领域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才能探究这个问题。”1884年1月6日，一生孤独寂寞的孟德尔溘然长逝。直到35年后的1900年，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才被后人所证实和重新发现。

——1878年，德国物理学家麦克斯.普朗克提出了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些新思想。当时他的教授们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并支持他的观点，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对此更是毫无兴趣。他的导师——因独立发现热力学第一定律而成名的赫尔姆霍茨也对普朗克的论文不以为然，甚至极力抑制。后来，麦克斯.普朗克在自传中写道：“按照我的意见，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这段名言被史学界广为流传，并戏称为“普朗克原理”。

——19世纪末，德国青年数学老师康托尔在悉心研究微积分理论的逻辑基础问题时，创立了崭新的集合论，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由无穷数量关系组成的新奇世界。但是，集合论一经问世，便遭到当时一批赫赫有名的数学家的猛烈进攻。首当其冲，攻击最为激烈、最为长久的就是康托尔的导师——比他年长22岁的茂名数学家克隆尼克。克隆尼克认为，康托尔的研究工作简单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并在多种场合下用各种刻薄的语言对康托尔冷嘲热讽达10年之久。在40岁的时候，康托尔终于精神崩溃，患上严重抑郁症，在精神病院默默死去。

——1951年，美国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提出“可移动的遗传基因”学说，认为遗传基因可以发生转移，对医学和生物学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一学说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染色体遗传学理论大相径庭。于是，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和支持，一度连续进行试验的经费来源都发生困难，有人讥讽她是“百分之百的疯子”。直到1973年，这位长期遭受冷遇而鲜为人知的老人才受到人们的重视。1983年，年届81岁的麦克林托克终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由，质疑，批判，这是科学精神的内核，是人类不断突破思维局限，从而达到新的认知的根本途径。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西方科学一路走到今天，也是阅尽磨难历尽坎坷，不平坦是科学进步的常态。幸运的是，无论经历多少曲折，科学精神之薪火在西方科学界从来没有被浇灭，而是一直顽强地燃烧着，为人类不断提供可靠的思维和方法支撑。我还记得在小学课本中读到，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布鲁诺因为坚持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他在《论无限、宇宙及世界》一书中提出宇宙无限的思想，认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恒的，在太阳系之外还有无数的天体世界，地球只是无限宇宙中一粒小小的尘埃。500年前的这位科学勇士，用生命维护科学精神，至今仍是全球科学界不朽的灯塔。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我认为首先来自于古希腊科学启蒙时期所形成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北大吴国盛教授认为，这种思想体系的源流是堪比孔子的西方文化圣人苏格拉底，他把知识传统确立为西方正宗传统，把追求一般本质的知识和真理作为最高的“善”。他的学生柏拉图将其提升为“理念”，是事物的理想状态；知识本身就是最高的目标，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自由，即获得道德的基础。虽然此后近千年里这一思想并未绽放出科学文明的火花，但崇尚自由的学术传统一直在延续。求知不是为了吃饱穿暖，而是“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比如数学，是非功利的、纯粹的，纯粹是“为了知识的知识”，在古希腊哲学体系中被看成是必需的、自由的学问。这种对科学宗教般的虔诚，正是近现代科学不断积累，进而诞生于欧洲的部分原因。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得以尊重，这是人类文明之幸。即使是在被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仍然产生了罗杰.培根（1294）、让.布里丹（1300）等伟大的物理学家，为伽利略和牛顿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格兰特在《中世纪现代科学的基础》一书中提出，如果西欧学术保持在12世纪初之前的状态，那么17世纪的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法国路易十四是绝对君主集权，但他偏好科学艺术，提醒科学界立法尊重个人的智慧权利与发明。受过哲学训练的基督教思想家将科学视为可以接受的东西，认为上帝是一种理性的智慧，并按照理性的方式创造了宇宙，人类应该使用理性去理解和领悟。理性成为所有知识的关键，成为科学成长的护身符。

比较来看，中国从古至今都缺乏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和土壤。从学而优则仕到学以致用、师夷长技以致夷，再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归根结底都是功利性驱动，与科学“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去甚远。100多年前，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做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演讲，其中特别指出：“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其意虽恶，仍不失为逆耳忠言，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凋敝不堪，但科学精神还没有完全植根。功利，盲从，唯权威论，四平八稳，封闭保守，一团和气，仍然是中国科技的主流思维和形态。正是由于科学精神和学术自由的缺失，即使有星星点点科学灵光的闪现，也往往被固有的势力所压制和轻视。学以致用本没有错，但学从何来?如果缺乏寻求知识的好奇心，缺乏追求真理的执著，将使我们长期处于蒙昧状态，无法达到真理的彼岸。质疑和批判是科学之魂，我们敢于对学术权威和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吗?如果一味地照本宣科、亦步亦趋，甚至指鹿为马，我们将永远与科学无缘。

3、如何重构中国科学精神？

70多年前，美国的范瓦.布什博士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呈上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成为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科技政策、发展路径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二战后美国摆脱欧洲成为世界科研热土与前沿，并且迅速领跑全球的秘密。这份报告系统解析了科学对于国家经济与安全、社会福祉以及个人发展的意义，呼吁政府重视基础科学，给予科研工作者以高度的学术自由。今天，科学对于中国的意义更是关乎国运兴衰和民族未来，振兴科学事业乃是当务之急。我们重唤“赛先生”，就是要重构科学精神。

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有重大的人文创新导引。文艺复兴为意大利带来科学的春天，使意大利最早成为世界科学中心。17-18世纪，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转向英国，从文化根源上说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那里有较为宽松的宗教背景，有培根、莎士比亚等人推波助澜的人文主义思潮，为牛顿、胡克、波义耳等科学家们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并提出有创见的理论，提供了优越环境。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路易十四以来的专政制度，使科学中心转移到法国。由此可见，文化在科学中心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实际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科学发展产生的理论问题和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需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同时，社会科学也需要一定的自然科学的材料和证据。自然科学知识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事实依据，社会科学也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人文滋养。如哲学给科学家以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提供普遍的规范、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可以帮助科学家形成正确的科学思想，建立合理的科学体系。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家。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名著所表现出来的。大家熟知的美国桑塔费研究所，从事复杂科学研究的团队不仅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文化可以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可以是一种自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于创新来说，文化则是创新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孕育出什么样的创新。近年来，我们也在思考一些问题，比如科学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文化究竟是生成的还是建构的？文化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结果？目前国内有很多对国外科学文化的研究，如研究团队、科学共同体等，但比较多的是谈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结果，不大关注文化形成的过程、背景和背后的规律。中国引入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而且也不可能连同西方的人文科学一并引入。于是，现在人们比较多的看到，我们生生地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剥离开来，理不习文、文不学理，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局面如果长期不能得到改变，中国科学技术即使走得再远，也只能是无本之木。

中国近代科学是不折不扣的泊来品，这种外来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肯定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水土不服是必然的，但决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更不能以此排斥科学。近年来，《南渡北归》是少有几本令我感动不已的书籍。西南联大这座“最穷大学”只存在了8年，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三千余学生中，走出了2位诺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2位两院院士，以及百余位文坛大师。理工科领域，“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家周培源、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抢、杨石先都是联大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闻一多、金岳霖、钱穆也都出自联大。一个连正规教室都没有一间的大学，一群连充饥饭菜都无法保证的学人，一座时常都要面临敌机轰炸的城市，是如何孕育出中国科学史上令人震撼的伟大奇迹？

一生常耻为身谋，这是那一代科学人的真实写照，也是古往今来所有学有所成者的不变通途。伟大的学人从来不是怀着功利之心踏入学术殿堂的，而是因为热爱，因为有一颗无我之心。U型理论创始人奥托.夏莫说，创造力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为了金钱去做某件事。马斯科也对年轻人发出忠告：“努力去做对人类有价值的事，不要为成为领导者而做事，不要为创业而创业，不要抱着零和的心态。”中科院三亚深海所的丁抗所长给自己立下规矩：自己不拿项目，不在任何论文和成果奖项上署名，拒绝申报院士和各类人才称号。这样坚守学术初心的学者，在全国还有几个？无数事实证明，功利是科学的反面，许多问题往往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钱多导致的。我认为重构科学精神，首先就是要摒弃功利心，让更多的人心无旁骛，潜心和醉心于科研。这是最本质的科学伦理和人文精神。

为什么而科研，是当代所有学人必须严肃回答的世纪命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资金规模早已不是我国科技的最大瓶颈，但伴随而来的却是大量无节制的争名逐利。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科技界一位领导人就曾愤慨地说，现在科技界到处都是学霸，南霸天、北霸天……。郑永年先生最近也撰文认为：“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日益加剧的功利之风、学阀之风，对中国科技事业构成的深层次影响和伤害之大难以估量。可以断言，被声名所累的学术将是无底的深渊。科学共同体不能对此表示沉默，而是有责任建立起必要的规范，让学术重归纯粹，让学堂远离喧嚣。

学术平等是科学发展的前提，一个充满学阀之风、崇尚山头主义、讲究先来后到的学术氛围，只能带来无谓的消耗和内卷。曾经诞生过30位诺奖的英国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有四大“法宝”：一是瞄准科学前沿，注重原创性的思想和课题；二是打破学科壁垒，追求学科的相互渗透；三是鼓励研究生投入前沿研究，自己动手制作实验仪器设备；四是每天都有的茶时漫谈会，被科学家们称为“最美好的时刻”，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平等参加，没有任何门槛，大家相互交流，在悠闲时光中碰撞出各种智慧的火花。对比一下，我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否有这样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否有崇尚创新、追求卓越的勇气与担当?

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同样无可替代。这种作用不只是体现在经费和项目上，更要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提供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支持。10多年前，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就曾对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提出意见，认为重心不应当是项目管理和经费分配，也不应当是越俎代庖地搞各种评奖评审。把学术的事情交给学术界，此乃天经地义。但是，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有些方面甚至还在强化。比如科技人才评审，这本来是用人单位的事，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层层推出大量人才计划，长江学者计划、杰青计划、千人计划、珠江人才计划等等举不胜举，将科技人员对号入座，并与职称、待遇、经费等直接挂钩。这种管理行为并不是学术本身的需要，也不是对十年磨一剑的鼓励，而是政府部门自身的利益主张，对科技有百害而无一利。

学术行政化取向更是学术健康之大敌。在过去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探究自然和真理，不是创造科技文明，而是学而优则仕，核心是取仕为官，光宗耀祖。即使废除了科举制，新学依然没有摆脱遴选官员的功能。直到今天，最负盛名的清华、北大引以为骄傲的成就，摆在首位的仍是有多少学子晋升官阶。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往往很快被赋予各种官衔和行政职务。将学术机构和人员纳入政府管理体系，唯行政指令是从，讲究大一统和下级服从上级，这与学术的自由探索精神完全相悖。在高度行政化体制下，学术界很难成为自由独立的共同体，也不可能遵从学术自身的规律和规范。缺乏丰盈的科学土壤，即使偶尔绽放出科学之花，也多是孤零、寂寞的。

4、何来巅覆式创新？

最近一段时间，我与陕西省科技厅原厅长孙海鹰教授多次聊到这个话题。他根据多年研究的诸多案例，认为我国在工程技术领域大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长期以来的重应用转原理、重技术轻科学，使得中国陷入“模仿的陷阱”，这也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我们有一个共识：中国科技必须从改变思维入手，形成源于中国的巅覆式创新，也就是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提出的自主创新内涵之一——原始性创新。

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是以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为使命的，因而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作为技术后发国家，如果说在工程技术领域跟踪学习先进还有其合理性，那么在科学领域的跟踪意义何在?即使是在高技术领域，由于专利制度的日益完善，跟踪模仿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大。更大的问题在于，随着这一模式的日益固化，有可能形成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许多科技人员已经丧失另辟稀径，进而超越先行者的意识和勇气。在我看来，当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树立敢为人先的志气。昨天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冠军，赛前稍有“常识”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女足姑娘们一步一个脚印，硬是用超然的意志力将不可能变成现实。实际上，“钱学森之问”中有一个被大家长期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科技为什么不能敢为人先？以前我们一穷二白，既缺人才又缺经费，还能在众多领域做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成果。今天既不缺钱也不缺人，反而只能亦步亦趋，步他人之后尘，道理何在？与其他事物发展规律一样，我们既不能异想天开，好高骛远，违背客观事实和规律，也不能甘于人后，无所作为，永远充当跟班者的角色。当各方面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有没有志气往往决定着最终的结果。中国科技有许多短板，但永远不能缺少志气。

第二，推进科研范式创新。结构决定功能，这是普遍常识。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越来越走向极端，宇观和微观领域的现象很难建立在科学家的个人灵感与想象之上，也使得传统的学术带头人制（PI）所受到的局限性越来越大。以深圳华大基因为例，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一个大牌领衔，经费投入也远不及任何一个国字号团队，但在高水平国际论文数量、质量以及技术应用、研究工具开发等方面都走到了全国前列，甚至可以与国际顶级的机构进行平等对话。我认为关键就是以基因科技服务人类的大目标为导引，通过构建大平台，让每一个年轻人都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又能成为这个“肩膀”的一部分。华大基因的优势不是大牌专家，而是大平台、大数据；不是个人英雄，而是团队智慧。可以断言，未来真正有价值的科研，将更多地来自于大工具、大数据、大平台和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将决定着中国科学研究能否实现换道超车，创造颠覆性成果。

第三，鼓励年轻人脱颖而出。国际科学界有个奇妙的“35岁现象”，即那些获得伟大科学成就的人，大多是在35岁左右就已达到了学术巅峰。比如，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定律时36岁，牛顿发明微分学和积分学时23岁，瓦特发明蒸汽机时40岁，爱迪生发明电灯时32岁，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时26岁，霍金发现证明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时30岁。中国科学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袁隆平先生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从而确定水稻杂种优势时年仅34岁；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关键技术时41岁。当代学科发展更加趋向于复杂化、极端化和交叉性，过去的成果往往很快便被超越，学术功劳薄只能证明曾经的荣耀。为有源头活水来，如何让更多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人担纲挂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科技的生命力、创造力。

第四，从信仰科学开始。早在20年前，时任科学技术部部长的徐冠华院士就曾大声疾呼，科技发展必须一体两翼，科研和科普并重。时至今日，科普之翼仍然是偏废和无力的，公民的科学素养远远无法跟上科技进步的节奏，客观上也对科技发展构成了巨大障碍。比如，围绕转基因的争论长达20年之久，但大部分争论都是脱离科学本身，演变成了情绪化的民粹，使得我国在这一领域本来可以赢得的机会和优势逐渐丧失。尤其是对于颠覆性技术，本身都是不确定性的、难以预测的，更需要有社会化的包容和鼓励，需要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一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今天的孩子是否还怀有科学梦想？世界经合组织（OECD）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是38%，OECD国家平均是24.5%，中国只有16.8%。在我看来，中国梦首先应当是科学梦，让科学成为青少年的共同理想，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未来的命运不在于他人，而是我们自己如何抉择，正所谓人不自助天难助。一个朋友发来短信，聊聊数语，令我深以为然：“所谓国运，既不是数学上的概率，也不是风水上的玄虚，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趋势的把握，为目标付出的资源、韧性，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牺牲的勇气、选择的智慧。”如何对待“赛先生”，将直接决定着中国的走向，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中所涉及内容均为梅永红名誉会长回忆所写，无偿奉献给广大读者参阅，如有不当之处，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修改。